一个还是多个: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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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主导性的以色列身份之外,以色列社会形成了多个特征鲜明的次认同群体:极端正统派、俄裔移民、以色列阿拉伯人、外来边缘群体(外籍劳工和非法移民)等。以这些次认同群体为基础,出现了身份政治的极化,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宗教群体与世俗人士之间、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左右翼之间形成了四大主要社会裂缝。认同极化彰显了困扰已久的民族、宗教、族群、意识形态等矛盾,极大地影响着以色列的政治稳定,导致当前以色列政坛分化为五大政党势力:右翼、中左翼、宗教阵营、阿拉伯人、俄裔移民。在此情况下,政治的弹性空间日益压缩,各个党派合作妥协的余地不断缩小,成为以色列政治僵局的深层次根源。从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不到一年之内以色列三度举行大选,在“新冠”疫情和各种内外压力下才结束了18个月的看守状态、组建联合政府,但各大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并未消除。从根本上看,以色列身份政治的核心悖论和持久困境是,在谋求单一犹太属性的理想和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

作者简介:艾仁贵,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主任、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开封475001)。

经过多轮马拉松式的组阁谈判,2020年4月20日,以色列议会两大主要政党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甘茨达成组建“紧急联合政府”(Emergency Unity Government)的协议;2020年5月17日,以色列第35届内阁集体宣誓就职,表明联合政府正式组建成功,从而结束了长达18个月的政治动荡。在此期间,以色列先后经历了2019年4月9日、9月18日和2020年3月2日三次悬而未决的议会大选,联合政府迟迟无法完成组阁。这是以色列自建国以来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僵局,导致政治体系陷于停摆,预算法案无法通过,全球使领馆关闭,内外部压力陡增。从乱局表象看,一年之内三度大选、联合政府屡屡组阁失败,是以色列各党派之间激烈斗争且互不让步的结果。透过这场政治乱局的表象背后,以色列社会的深度对立和认同极化是此次政治僵局的深层次根源。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就形成了极端正统派、以色列阿拉伯人、俄裔移民群体、外籍移民(非法移民和外籍劳工)等形形色色的次认同群体,他们与主体社会围绕民族、宗教、族群、意识形态等领域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裂缝,以色列被称为“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a deeply divided society)。可以说,社会裂缝源于不同身份政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它深刻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认同极化(Identity Polarization);并且,认同的对立和极化还导致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这在大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政治对立和僵局的出现是社会裂缝及其认同极化的外在体现。认同极化及其导致的政治极化,给以色列政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身份政治的不确定性,出现了“以色列是一个还是多个”的疑问。学者本·多尔·耶米尼在一篇题为《以色列的政治极化威胁着它的历史成就》的文章中写道,“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但它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边缘群体占据了政治中心,以色列正处于极端状态的滑坡上。”

本文拟从当代以色列身份认同的碎化入手,分析认同极化导致以色列社会存在的几对裂缝,然后结合2019~2020年不到一年之内举行的三次议会选举来具体探讨以色列的认同极化走势,揭示当前以色列身份政治困境的内在症结及深刻矛盾。

当代以色列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堪称一幅色彩斑斓的马赛克,东方与西方交汇、传统与现代杂糅、宗教与世俗并存,这片土地生活着诸多民族(犹太人、阿拉伯人、贝都因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等)且具有不同的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巴哈伊教、德鲁兹教等),彰显移民社会的多元性特征。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0年1月1日,以色列总人口为913.6万;其中,犹太人为677,2万(占总人口的74.1%),阿拉伯人为191.6万(占21.0%),其他为44.8万(占4.9%)。主体民族犹太人的内部族群构成多元,分为阿什肯纳兹人、东方犹太人、俄裔犹太人,还有黑肤色的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等等;而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内部,既有穆斯林,还有基督徒、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此外,以色列境内还有不少非犹太、非阿拉伯的外籍边缘群体,例如来自亚洲和非洲等地的外籍劳工和非法移民。不仅如此,有不少以色列公民几乎永久性地生活在海外,这些海外以色列人群体主要生活在纽约、洛杉矶、多伦多、伦敦、巴黎、悉尼等地。

由于移民国家的特性,以色列境内的人口来自许多国家,文化习俗和社会背景迥异,移民来源地的不同使之在族群、宗教等方面形成了复杂的多样性。建国初期,以色列政府通过实施“熔炉政策”,致力于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整合进新兴的以色列国家认同之中,但它存在着阿什肯纳兹族群的文化霸权。1977年利库德上台引发的政治地震,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革命、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等撼动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促进了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为了反抗阿什肯纳兹霸权,许多族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动员,组建政党以捍卫自己的身份政治。此外,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许多非犹太人也进入以色列务工或定居。与此同时,不少以色列人离开当地前往海外发展,这都使建国初期的单一身份受到空前的挑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出现了身份认同的碎化现象。在主导性的以色列身份之外,以色列社会形成了几大特色鲜明且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次认同群体。

以色列犹太人并不是非白即黑地分为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而是根据宗教信仰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哈雷迪”(Haredi,极端正统派)、“达提”(Dati,虔诚的正统派)、“马索提”(Masorti,传统主义者)、“希罗尼”(Hiloni,世俗人士)4个群体。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0年的数据,在20岁及以上的以色列犹太人中,8.8%自认为是“哈雷迪”;9.6%为“达提”;38.1%自认为是“马索提”,遵守大部分犹太律法;另外43.4%为完全不遵守犹太律法的“希罗尼”。另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数据,以色列的“哈雷迪”人数为9%,“达提”占13%,“马索提”占29%,“希罗尼”占49%。

从字面上看,哈雷迪意为“颤抖”或“敬畏上帝”,他们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布内·布拉克、太巴列、萨费德、贝特·谢梅什、阿什杜德等地。哈雷迪通常与其他人群相隔离,形成了独特的群体身份,他们严格遵守犹太教规,穿着保守,男性头戴卡帕和浅顶软呢帽、身穿黑色长大衣,女性佩戴假发和黑色头巾。哈雷迪群体的生育率很高,平均每个哈雷迪妇女育有7.1个孩子(是世俗犹太妇女的3倍多,后者平均育有2.2个孩子)导致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绝大部分哈雷迪反对以色列国的建立,不庆祝独立日和其他国家节日。依据对待以色列国态度的不同,哈雷迪分为非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两大阵营。非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包括联合托拉犹太教、以色列正教党、沙斯党,代表着温和与实用的立场,通过参与世俗政治体制影响以色列政治;这些宗教党派参加了多届联合政府,致力于影响国家和社会朝向更为宗教的方向发展,争取并维持国家对宗教群体的资金赞助。反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以哈雷迪会众(Edah HaChareidis)和圣城保卫者(Neturei Karta)为代表,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国,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异端,反对参与以色列的世俗政治活动。

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通常指生活在绿线以内的阿拉伯人。从宗教信仰看,绝大部分以色列阿拉伯人是穆斯林(占81.7%),尤其是逊尼派,8.6%为基督徒,9.7%为德鲁兹教徒。绝大部分以色列阿拉伯人口生活在北部地区、三角区域(Triangle)、内格夫地区以及混合城市(例如耶路撒冷、海法、雅法、阿克、拉马拉、罗德等),大多位于以色列的边远地区。除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以外,阿拉伯公民不能参加以色列国防军,也不能担任国家高级职务。

虽然占总人口21%左右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拥有公民权,但他们远离权力中心,与犹太多数群体在地理上、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都保持相当距离,遭受了不同形式的歧视。以色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不在同样的学校就读,他们绝大部分人居住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城镇。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他们处于国家意识与民族感情相冲突的两难境地,“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是以色列的公民,有义务、有责任忠诚于以色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阿拉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通过收音机、电视与其他媒体,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浪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批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从1989年至2006年,大约160万苏联犹太人及其非犹太亲属、配偶离开了苏联,其中97.9万人(占61%)移民以色列。俄裔移民集中居住在阿什杜德、佩塔提克瓦、海法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绝大部分俄裔犹太移民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使之在经济上较为成功地整合到以色列社会之中。俄裔移民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高技术人才,包括1.3万名科学家、8.2万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1.5万名医生;仅在1989~1992年,苏联移民的涌入就使得以色列的工程师数量翻了一倍,医生数量增加了70%。作为高技术移民群体,俄裔移民在以色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创新创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涌入以色列的100多万俄裔移民足以改变以色列现有的人口格局,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5%和犹太人口的20%。他们在进入以色列社会后继续保持着独特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特征,即带有俄罗斯特征的次文化认同。尽管政府为每个移民都提供了希伯来语课程,但许多俄裔移民宁愿讲俄语,他们拥有俄语报纸、广播、电视台等文化机构。到2013年,仅有51%的俄裔移民具有较好的希伯来语口语能力,而26%的人很少讲或完全不讲希伯来语。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俄裔移民都是世俗人士。根据2016年一项对俄裔移民宗教情况的调查报告,仅有4%的俄裔移民自认为是哈雷迪,高达81%的俄裔移民自认为是世俗人士。俄裔移民的世俗特征使之在进入以色列后仍试图保持其原来的饮食习惯(主要就是吃猪肉),并且俄裔移民与非犹太人通婚的比例较高。这些状况引起了以色列正统派犹太教徒的极度不满。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色列涌入了大批外籍劳工,既包括临时劳工,也包括非法入境和非法滞留的无证劳工。“六日战争”后,以色列通过引入巴勒斯坦劳工来解决建筑业和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匮乏问题。到1987年,巴勒斯坦劳工人数占以色列建筑业雇工总数的49%和农业雇工总数的45%。然而,“因提法达”的爆发中断了巴勒斯坦劳工进入以色列的渠道。为了填补这个空缺,1991年以色列政府决定输入3 000名外籍建筑工人,替代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劳工。从1993年起,外籍劳工人数迅速增长。当前,以色列大约有30万外籍劳工(其中20万人为非法劳工),占以色列劳动力的13%,该比例比其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高。与以高技术移民为特征的俄裔移民不同,外籍劳工是从事低技术工种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且具有来源地特色,例如,来自泰国的劳工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来自中国、罗马尼亚的劳工主要在建筑业,来自菲律宾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的劳工主要集中在家政领域。外籍劳工进入以色列通常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无法享有永久性的公民权利。作为非公民,他们得不到永久居住权和社会保障,除非与以色列公民结婚或极少数例外。

除了外籍劳工以外,非法移民也是以色列当前外籍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5年起,大批来自厄立特里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等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沿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西奈边界涌入以色列,绝大部分居住在特拉维夫南部地区,最高峰时以色列境内有6.4万名非洲非法移民。从2012年起,以色列政府开始对非法移民进行限制,一方面阻止非法移民继续入境以色列,另一方面设法遣返境内的非法移民。此后,入境人数逐渐下降,至2017年、2018年已没有新的非法移民入境。由于以色列国内的失业率上升,仇外情绪不断滋长,以色列政府将这些非法移民称为“渗透者”,强调这些外籍移民的涌入冲击着以色列的犹太属性。

“裂缝”(Cleavages)是来自社会学的概念,一般指在社会内部出现的深刻而持久的隔阂与矛盾,裂缝是社会分歧的主要焦点,必然带来重要的政治后果。就以色列社会而言,围绕民族、宗教、族群、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裂缝,已成为当代以色列社会的核心断层线。更重要的是,上述裂缝不是单独存在的,这些不同的断层线交错重叠在一起,产生了叠加效应。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丹·霍洛维茨和摩西·利萨克认为,由于以色列社会在民族、族群、宗教和经济等方面不断增强的紧张关系,导致以色列沦为“不堪重负的政体”。当前,以色列社会主要存在四大裂缝:犹太人与以色列阿拉伯人之间的裂缝;世俗人士与宗教群体之间的裂缝;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的裂缝;左翼(包括中间阵营)与右翼之间的裂缝。

在以色列社会的几对裂缝中,犹太人与境内阿拉伯公民之间的裂缝几乎是最为持久和尖锐的。这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已存在,建国后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压制而不断加深。这两大群体之间的社会和文化界限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他们的语言、宗教完全不同,在分开的学校接受教育以及在分开的街区居住。以色列阿拉伯人处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不能参军,被视为不可信任的他者和安全威胁,被认为是与西岸巴勒斯坦人存在勾结的“第五纵队”。

由于遭受结构性和制度性歧视导致的不利地位,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贫困率较高。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阿拉伯家庭占以色列所有贫困家庭的36.6%,这个比例与哈雷迪家庭类似。就总人口而言,阿拉伯人的贫困率为57.9%,其中阿拉伯儿童的贫困率高达67.9%;而在犹太人中间,贫困率仅为15.5%,其中犹太儿童的贫困率为22.9%。此外,以色列阿拉伯人就业水平低,他们的劳动力参与率较低。2018年,以色列阿拉伯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为40%左右,而以色列的整体劳动力参与率为61%。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整合到以色列社会中,分布在边远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必要的社会网络,以及在某些关键领域遭受歧视。伊夫塔赫尔指出,以色列的民族分层创造了阿拉伯人的“隔都化公民地位”(Ghettoized Citizenship):“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身份可以说是存在于隔都之中。这个隔都是多方面的,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等领域。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这个社会的正式组成部分,但从结构上说他们被孤立在飞地中,并由于统治、排斥和剥夺而遭到削弱,似乎看不到结束这种状况的尽头。”

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更是加深了阿犹之间的民族裂缝。一方面,冲突强化了以色列犹太人对阿拉伯公民的消极和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冲突使得阿拉伯公民与以色列国家认同愈加疏远,更加认同于巴勒斯坦。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界定为“巴勒斯坦人”,通常自称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Palestinian citizens of Israel)、“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人”(Israeli Palestinians)以及“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the Palestinians of 1948)等等。总体来看,在过去20年间,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认同不断上升,而以色列认同大幅度下降,前者取代后者成为这个群体的首要认同。

宗教阵营与世俗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以色列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绝大部分以色列人认为宗教—世俗之间的冲突仅次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是造成社会紧张的主要来源。宗教与世俗的紧张关系源于以色列建国前的“维持现状协议”。建国之初,极端正统派人数很少(不足4万人),建国精英认为他们会随着现代化而不断消亡;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哈雷迪非但没有消亡,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哈雷迪仅占以色列总人口的5%, 2019年哈雷迪人口已增长至110万人,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2%左右,按照目前的出生率,到2037年哈雷迪人口将翻一番,达230万。

哈雷迪群体与以色列社会其他部分人群的主要矛盾在于三方面:经济整合、服兵役、宗教强制。首先,哈雷迪群体对经济的贡献偏低,就业率很低,给政府带来了巨额的经济负担。但他们仅参加有国家补贴的宗教学习而不投身就业市场。根据2018年以色列财政部的报告,哈雷迪男性的就业率为51%,而其他以色列犹太男性的就业率为87%;哈雷迪女性的就业率与其他犹太女性相差不大,分别为76%和83%。随着极端正统派人口的不断增长,这种财政补贴的数额日益巨大,引起了纳税人的强烈不满。其次,哈雷迪群体享有兵役豁免权,给其他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安全负担。根据“托拉是其职业”(Torato Umanuto)协定,耶希瓦学生以托拉学习为由推迟服兵役,哈雷迪不服兵役的同时,还每年从国家获取大量的补贴以从事宗教学习。从2002年的《塔勒法》(Tal Law)开始,世俗人士与宗教阵营在哈雷迪学生服兵役问题上展开了多轮较量。尽管如此,近年进入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哈雷迪仍然很少。再次,宗教强制。世俗人士在许多方面受制于宗教阵营:一是根据建国前的“维持现状协议”,极端正统派掌握着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安息日、民事婚姻、皈依、谢菲尔德联犹太身份资格等)的裁决大权;二是宗教政党握有任何大党完成组阁的关键席位而得以介入政治,他们加入政府掌握内政部和争取有利于宗教群体的立法活动。

哈雷迪人口的快速增长给以色列的其他群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安全负担。宗教与世俗阵营之间的裂缝不断加深,对以色列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社会的全球化加速以及大批俄裔移民的到来,导致这些问题愈加尖锐。对此,一位以色列学者指出,“极端正统派教徒将自己与其他犹太人分隔开来。他们拒绝分担保卫国家的重任,并坚持为自己的分隔和拒绝履行国家义务的行为争取补贴。极端正统派的状况是一个长期的生存危机,但以色列人的关注点被短期的生存危机所主导。”

从犹太人内部族群构成看,主要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由于各自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差异,在新老移民之间存在许多矛盾。以色列建国前的绝大部分移民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批老移民构成了以色列建国的统治精英,仅有少数来自中东地区(主要是也门犹太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东方犹太人从中东(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和北非(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等)涌入以色列,其中的一部分人自称塞法尔迪人。这种情况导致犹太人内部两大族群人口比例的巨大转变:1948年,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口仅占17%,而来自欧洲和美洲的犹太人口占76%;到1970年,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口上升至48%,而来自欧洲和美洲的犹太人口下降至44%。新老移民之间的对立一开始表现为阿什肯纳兹(欧洲)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之间的对立。这两大群体在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不平等。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两个以色列”:“一个以色列是西方式的,比较繁荣,受过良好教育,在实质上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各种机构;另一个以色列是东方式的,比较贫穷,缺乏技能,虽在数量上居多数,但在核心权力机构内代表他们的人数不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犹太人的族群构成版图再次发生大规模变动,来自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大量涌入,尤其前者人口达100多万,已成为当今以色列规模最大的新移民群体,占以色列犹太人口的20%左右以及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5%。近60%的俄裔移民把“俄裔犹太性”(Russian Jewishness)作为首要认同,仅有11%的人将以色列认同作为他们的第一认同。绝大部分俄裔移民维持着世俗的生活方式,移民的超市和熟食店大量出售不符合犹太饮食法规的食物,激起了宗教人士的不满。

俄裔移民与极端正统派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极端正统派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宗教强制行为因拉比当局对俄裔移民家庭通婚者犹太身份的排斥而加剧了冲突。按照正统派当局对犹太律法的解释,30%左右的俄裔移民不被视为犹太人,这成为移民身份政治的核心争议。这些俄裔移民虽然根据《回归法》被赋予了以色列公民权,但其犹太身份一直被拉比当局所阻挠。宗教领袖将这些犹太身份存疑者斥为“杂种”(mamzer,即出生自非犹太母亲者),并把这些人的移民行为视为一项“错误”,要求对其进行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和重新进行皈依。由于缺乏犹太身份,这些俄裔移民在私人生活领域受到许多困扰,例如,他们不能在以色列结婚,其子女不被承认为犹太人等等,谢菲尔德联除非他们进行正统派的皈依程序。一位35岁的俄裔移民反问道,“为什么在以色列生活了15年之后,我的祖国以色列不允许我在自己的国家结婚,而我必须回乌克兰举行结婚仪式?”极端正统派与俄裔移民之间的矛盾扩展到政党政治领域,导致以色列家园党与宗教政党无法在联合政府中并存而难以完成组阁,成为当前政治僵局的重要诱因。

除了在民族、宗教、族群等方面的分歧以外,以色列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左翼与右翼(鸽派与)之间的对立。传统意义上的左右翼对立可以追溯至建国前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与修正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建国后转变为工党与利库德(及其前身自由党)的对立。“六日战争”后,左右翼之间围绕有关国家安全特别是领土问题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他们之间公认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愿意就领土问题做出让步:左翼通常支持巴以和谈与有协议的两国方案,右翼则支持军事行动和定居点建设。近年来由于政治僵局的出现,左右翼之间的对立逐渐成为以色列社会紧张的主要根源之一,甚至超过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矛盾。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民意调查,2012年,仅有9%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左右翼对立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矛盾;而到2018年,有36%的人认为左右翼的对立是以色列社会最重要的矛盾,认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对立是最重要矛盾的下降至28%。左右翼矛盾的重要体现之一是1995年11月提倡“土地换和平”的总理拉宾被右翼极端分子刺杀。

从力量对比来看,当前右翼力量总体上比左翼更为强大,这也说明以色列对外强硬的政策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3月的调查,仅有8%的以色列人认同左翼,而认同右翼的人高达37%。从年龄群体来看,青年人群更倾向于右翼。据以色列民主指数2018年的一项调查,约64%的18岁至34岁以色列犹太人认同右翼,而在3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认同右翼的比例下降至47%。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极端正统派的高出生率、出生在后奥斯陆时代的以色列青年不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内塔尼亚胡的一系列强硬政策吸引了大批青年的支持等。可以说,“今天的以色列犹太人比上一代人在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上更具民族主义、宗教保守和色彩,这对以色列的缔造者来说是无法辨别的。”

过去20余年来,以色列政坛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左翼力量的持续衰落,其群众基础逐渐转为中间阵营。进入21世纪以来的以色列历次大选结果基本上印证了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左翼力量的衰退原因是失去了国家安全议题的话语主导权、以色列政治生态向右转,以及人口构成的变化(右翼立场的极端正统派和俄裔移民人数增加)等。与之相伴随的是,左翼选民逐渐转变为中间派,而中间派选民逐渐转向右翼。这与以色列社会的保守化和大批俄裔移民到来密不可分。以往每次大选都会出现新的中间派政党。中间派政党通常在一开始赢得了惊人的选票,但在下次选举中又会失去大部分选民,并被新的中间派政党以同样的方式取代。在1996年至2015年间,有9个不同的中间党派崛起,绝大部分在两次选举周期内衰落。作为一个团体,中间党派逐渐获得了稳定的支持者,并吸走了原本属于左翼的大部分支持者。以色列政坛上的中间党派,在经济、政教关系上的政见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介于鸽派左翼和右翼之间。这种意识形态的模糊性诠释了中间党派的成功,尽管中间党派的构成一直在发生变化。

以上几对社会裂缝塑造了以色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特征,它们对以色列认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促成了认同群体的极化。而且,这些社会裂缝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以色列现有的基础教育即由四大分开的中小学教育组成:国立世俗教育体系(主要面向世俗犹太人)、国立宗教教育体系(面向哈雷迪之外的正统派犹太人)、哈雷迪教育体系(面向哈雷迪)、阿拉伯教育体系(面向阿拉伯穆斯林、基督徒、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随着以色列人口、经济和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有关身份认同的争论持续发酵。这些变化正在改变或重塑以色列的社会形态。根据政治立场和群体身份的差异,以色列社会日益分裂为五大完全不同且在人口规模上越来越接近的身份政治集团:世俗人士、宗教民族主义者、俄裔移民、哈雷迪、阿拉伯人。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少、对抗性越来越强。这五大群体生活在分开的城市,生活方式差异极大,并把子女送到分开的学校系统就读,加深了他们之间本来就巨大的文化、宗教和民族鸿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口规模和政治影响越来越接近。由于极端正统派和阿拉伯人口的出生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这五大群体将很快在规模上趋于接近。这种状况导致出现了多个以色列的情况:“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媒体平台,他们阅读属于自己的报纸和观看属于自己的电视频道。每个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城镇,特拉维夫是一个群体的城镇,就像乌姆·法姆(Umm el Fahm)是另一个群体的城镇一样,埃夫拉特(Efrat)和布内·布拉克也是如此。每个城镇代表不同的群体。在以色列国,初等教育系统构成了人们的部族和分离意识,并且很可能仍将保持这种状态。”

在过去20年间,以色列社会存在的诸多裂缝有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态势,而且它们从社会层面进入政治领域,演变成政治对立进而引发政治危机。以色列的社会裂缝主要通过政党政治体现出来,议会选举成为社会分歧和政治对立的风向标。由社会裂缝导致的认同极化削弱了以色列的政治稳定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则,在以色列内部催生了许多次认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对立,削弱了社会的团结,对国家认同提出了重要挑战;另则,次认同群体积极介入政党政治,通过党派斗争削弱了以色列的政治合法性,使以色列民主体制达到危险的临界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平均每2.3年举行一次大选,而进入2019年,以色列陷入频繁大选的怪圈,不到一年内举行了3次大选。这不但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由看守政府领导的议会不能通过任何重要立法、做出任命或通过预算,政治机构的运作几乎陷于停滞。以色列选举民意调查专家达莉娅·舍德林(Dahlia Scheindlin)将之称为一场政治灾难,“人们感到绝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公民在这场灾难中没有发言权,人们对资金的大量浪费深感沮丧。”

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社会日益突出的社会分歧和认同极化,导致了选举机制的不稳定性,使得政府组阁越来越困难,政党政治的碎片化格局日益严重。在认同政治的影响下,当前以色列的政治版图日益分裂为特征鲜明、阵营稳固的五大力量:一是右翼阵营,主要是自由市场理念的支持者和安全领域的,包括利库德党、极右翼的亚米纳党(Yamina)和犹太力量党;二是中左翼阵营,主要是中间派、社会主义者和鸽派,包括中间派的蓝白党和左翼的工党、梅雷兹党;三是宗教政党,由极端正统派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构成,包括沙斯党和联合托拉犹太教;四是阿拉伯政党,指由传统的四大阿拉伯政党组成的联合名单党;五是俄裔移民政党,主要是利伯曼领导的以色列家园党,政治上倾向右翼但反对哈雷迪和阿拉伯人。在有关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上,这五大力量各自有着自己的盘算。内塔尼亚胡呼吁建立“强有力的、稳定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政府,致力于把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同时“阻止危险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政府”,为此利库德党与亚米纳党、沙斯党、联合托拉犹太教组成右翼阵营联盟。而甘茨领导的中左翼虽不排斥与利库德合作,但要求将内塔尼亚胡除外,理由是后者正遭受贪污、背信、欺诈的指控。阿拉伯政党为了把内塔尼亚胡拉下台,提出与蓝白党结盟。利伯曼领导的俄裔移民政党既反对宗教政党,同时也反对与阿拉伯政党组成多数。

在认同极化的影响下,2019~2020年以色列大选和政治局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第一,受社会裂缝的影响,特定宗派政党的作用持续上升。与工党、利库德党等全国性政党不同,宗派政党(Sectarian Parties)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例如阿拉伯政党代表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利益,而在犹太人内部,宗教政党和俄裔移民政党分别代表极端正统派和俄裔移民群体的利益。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宗派政党附属于左右翼的对立,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投票中支持工党,而宗教人士通常投给利库德。进入20世纪90年代,宗教政党、阿拉伯政党、俄裔移民政党纷纷加强了政治动员,这些宗派政党的崛起分流了两大主要政党的选票。与此同时,宗教政党、阿拉伯政党、新移民政党的选票翻倍。这种趋势进入21世纪后更加明显。宗派政党的崛起是特定群体身份政治的体现,其群体成员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诉求;而主要政党议席的下降和宗派政党议席的增加,使得主要政党必须回应来自宗派政党及其特殊群体的政治诉求。

第二,出现了宗教政党与右翼政党结盟、阿拉伯政党与中左翼政党结盟的政治格局。一开始,宗教政党并不在左右翼之间选边站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凡是在议会大选中赢得最多席位的大党,无论是来自左翼、右翼还是中间阵营,几乎无一例外寻求与宗教政党结盟来争取多数席位。然而,随着以色列的左翼更加坚定地倒向世俗化,同时右翼的许多人转向传统主义者或守教者,极端正统派慢慢地向利库德阵营靠拢。内塔尼亚胡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是巩固了利库德党与宗教政党之间的结盟关系。尽管内塔尼亚胡本人并非宗教人士,但他从未表现出对遏制以色列生活中的宗教强制的兴趣;他乐于通过给予极端正统派以权限,来换取后者对他的政治支持,这也是内塔尼亚胡在前几次大选中屡战屡胜的关键原因。在宗教政党全面倒向右翼的情况下,阿拉伯政党与中左翼政党的结盟态势日益明显。为了应对新的政治形势,以色列阿拉伯政党做出了两大改变:一是将分散的四大政党结成联盟参选,避免了选票过于分散而达不到3.25%的选举门槛,使阿拉伯政党议席稳定在13~15席左右,多次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二是支持中左翼政党组阁,从而出现了自1992年以来阿拉伯政党首次推荐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以色列总理人选的现象。阿拉伯政党之所以选择支持中左翼的甘茨组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强烈希望结束内塔尼亚胡的统治,阻止在被占领土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右翼政党和宗教政党上台。

第三,组阁权的取得主要取决于政党联盟而非主要大党的席位。以色列独特的比例代表制,为认同极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据。建国以来从未有任何政党获得超过半数议席而单独组阁,比例代表制鼓励了政党的多元和分化,促使大党分裂和新的政党出现,导致大党的优势进一步缩水。在这种情况下,组阁成功与否关键看政党联盟的组建。例如2009年大选,前进党获得28席却没有组阁,反而是获得27席的利库德党组阁成功。2019年9月大选,利库德党获得32席、蓝白党33席,而优先获得组阁权的却是利库德党,主要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宗教阵营(55席)比甘茨领导的中左—阿拉伯阵营(54席)多出一席。同样地,2020年3月大选中,优先获得组阁权的是来自蓝白党的甘茨,他与内塔尼亚胡分别获得61票和58票推荐,尽管蓝白党(33席)获得的席位少于利库德党(36席)。

第四,在左右翼领导的两大政党联盟势均力敌且任何一方都无法达到61席的情况下,俄裔移民政党几度成为潜在的“造王者”(Kingmaker)。以色列家园党的权力基础是俄裔犹太移民,其意识形态是世俗的右翼民族主义,支持定居点建设并敌视以色列阿拉伯人,同时反对极端正统派对世俗人士的宗教强制。在2019~2020年的三次大选中,左右翼两大阵营差不多各自赢得54~59个议席,没有哪个阵营超过半数议席而完成组阁,决定力量平衡的另外5~8个议席掌握在右翼但反宗教政党的以色列家园党手中。可以说,俄裔移民政党作为“关键的少数”在以色列政治僵局中再三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加入联合政府的条件,利伯曼要求新的议会通过一项要求耶希瓦学生服兵役的征兵法案,利伯曼反复强调他的党派“准备参加全国性联合政府,而不是哈拉哈政府”。由于甘茨领导的中左翼阵营有阿拉伯政党参与,对此他也表示反对。在多次组阁谈判中,他不愿意加入甘茨或内塔尼亚胡任何一方,而是呼吁组建一个包括利库德、蓝白党和以色列家园党的世俗团结政府。

第五,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政局最大的变数,针对他的腐败指控撕裂着以色列社会。绰号“比比国王”(King Bibi)、“选举魔术师”的内塔尼亚胡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迄今为止以色列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也是第一位在任期间遭到起诉的总理。过去十年间,以色列政治的基本法则是“无论如何,内塔尼亚胡一直赢”。然而,进入2019年,对内塔尼亚胡腐败指控的不断升级,利库德的支持率一度有所下滑,加上阿拉伯政党为了使内塔尼亚,呼吁阿拉伯人积极投票,从而拉高了自身得票率。在此情况下,左右翼力量对比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微妙变化。在左右翼极度对立的情况下,几度优先获得组阁权的内塔尼亚胡却未能成功组建联合政府。反复的大选和持续的政治僵局,削弱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优势地位,不少人甚至放言“内塔尼亚胡时代已经结束”。尽管如此,由于内塔尼亚胡过去十年间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尤其是外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使之在面临腐败指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在2020年3月的大选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宗教联盟重新获得领先地位(占58席),距离成功组阁差3席;内塔尼亚胡遭受的腐败指控成为其组阁合法性的最大障碍。由于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执政及其背负的腐败指控,以色列政坛形成一股反内塔力量,其口号为“除了比比的任何人”(Anyone But Bibi,“ABB”),旨在结束内塔尼亚胡的长期统治,认为他破坏和践踏了以色列的民主体制。在蓝白党的牵头下,中左翼政党与阿拉伯政党结成反内塔统一战线月大选后也宣布加入该阵营,其共同目标是使内塔尼亚胡出局。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腐败指控,各大政党早就放出了绝对支持或反对他的立场,这种分歧本身反映出民意的极度对立,导致以色列社会进一步撕裂。

总之,选举政治的极化来自身份认同的极化,它内在地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社会对立,这些矛盾的汇聚造成了以色列一次次的政治僵局。五大力量之间的结盟和对抗是目前以色列政治僵局的直接原因,而这几大政治力量的对立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宗教阵营与世俗人士、新老移民、左右翼几大社会裂缝交织在一起。在认同极化影响下,以色列政治已极化为中左翼或右翼两大集团,阿拉伯政党和宗教政党分别选边站队,双方谁也无法得票过半,除非两大阵营内部的少数议员或某些党派改变其基本立场,或出现某种不可控的突发状况,否则新的僵局将再度发生。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当前以色列的新现实是右翼和中左翼两大政治集团的彼此矛盾……并且这两种看法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两大集团已在以色列犹太社会内部形成,它们对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持有相反的观点:安全问题、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有关腐败、文化、性别和自由价值观等问题。这种极化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它反映在双方无法就什么是共同利益达成共识。”

2020年初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全世界,并构成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造成了21世纪以来最大的健康危机,它也对当前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身处地球村时代,任何国家在病毒面前都无法独善其身,以色列也遭受了新冠病毒的猛烈袭击。截至2020年5月17日新一届联合政府成功组建之时,仅有910多万人口的以色列已有超过1.66万人确诊,其中包括272例死亡病例。新冠疫情不仅使以色列人的健康受到巨大威胁,而且导致近100万人失业。更重要的是,它发生在以色列联合政府迟迟无法组阁的情况下,使得以色列社会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危机和健康危机。以色列的新冠疫情呈现出几个显著特点:首先,群体聚集性感染率高,主要集中在极端正统派社区;其次,疫情感染源头主要来自欧洲方向,以色列虽然大力防范来自亚洲的输入病例,但对欧洲方向的输入情势重视不够;再次,与欧美国家不同,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对疫情高度重视并采取强力措施防范,例如积极推动保持社交距离做法、采用反恐技术追踪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加强抗疫国内国际合作等等。以色列民众对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看守政府应对新冠大流行的总体评价较高,根据2020年5月初的一份民意调查,大约74%的受访民众对内塔尼亚胡应对大流行持积极肯定态度,仅有23%持否定态度。其中,右翼群体的支持度高达88%;即使在左翼群体中,也有58%的人肯定以色列总理的抗疫表现。

从政治影响而言,新冠疫情的暴发促使以色列各大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给以色列政坛带来了化解政治危机的重要契机。为了有效应对政治危机和健康危机的双重威胁,2020年3月大选后以色列朝野出现建立“全国紧急政府”的强烈呼声,该提议得到总统里夫林的大力支持,各主要政党也积极响应。但在紧急政府应该包括哪些党派问题上仍然分歧重重:以蓝白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建议由所有拥有议席的8个党派组成,利库德党领导的右翼—宗教联盟强调由除联合名单党以外的其他7个党派组成。

在政治危机和健康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以色列各大政党以及政党联盟出现了新的分化重组,从而有利于联合政府的成功组阁。第一,在新冠疫情压力下,以反内塔尼亚胡为目标的中左翼—阿拉伯—俄裔移民政党联盟分崩离析。2020年3月的大选结果揭晓后,中左翼—阿拉伯—俄裔移民政党结成联盟,使获得61位议员推荐的甘茨在3月16日优先获得了组阁权。拥有优先组阁权并不代表能够组阁成功,特别是在甘茨阵营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组阁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把他们维系起来的唯一共同目标就是把内塔尼亚胡拉下马。3月26日,甘茨的立场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转而寻求与内塔组建联合政府,这一立场转变引发了以色列政治版图的大地震,直接导致了由他主导的反内塔统一战线的分崩离析,不仅招来阿拉伯政党和俄裔移民政党的反对,也引起蓝白党内部的强烈不满。在右翼—宗教阵营的支持下,甘茨顺利当选议长。甘茨在26日晚首次以议长身份在议会发表讲话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政府治理瘫痪、民主遭受威胁这三重危机促使他“在非常时期做出非常决定”“现在不是内讧和捣乱的时候,也不是争论和分歧的时候。这是一个尽责、忠诚、爱国的领导时代。让我们携起手来,使以色列走出这场疫情危机。”

第二,由于甘茨决定寻求与内塔尼亚胡合作,直接导致蓝白党一分为二,分裂为甘茨领导的以色列韧性党(对外继续称蓝白党)以及拉皮德和亚阿隆领导的未来党—泰利姆党。原属以色列韧性党的议员继续团结在甘茨周围,支持与内塔合作,同时得到蓝白党四号人物阿什肯纳兹的支持;而蓝白党的二号和三号人物拉皮德和亚阿隆决定继续反对与内塔合作的立场,另组未来党—泰利姆党。拉皮德宣称:“甘茨今天决定分裂蓝白党和爬进内塔尼亚胡的政府。我们过去一起战斗是因为甘茨曾发誓我们绝不加入这个糟糕的政府。我过去相信了他……今天形成的政府不是一个联合政府,也不是一个紧急政府。它是另一个内塔尼亚胡的政府。甘茨未经战斗就投降了,爬进了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加入了哈雷迪—极端主义阵营。”

第三,甘茨决定寻求与内塔的合作引发了连锁效应,导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联盟也出现分裂。虽然从表面上看,利库德党与亚米纳党的分歧是在部长职位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但根本上是亚米纳党对自身在未来联合政府中被边缘化的地位感到不满,使之无法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在从前的右翼—宗教政党联合政府中,亚米纳党可以获得国防部长等关键职位,但如今以蓝白党为首的中左翼阵营分走了一半的部长职位,尤其是关键职位都被利库德党和蓝白党拿走。这种巨大的落差使得亚米纳党不愿甘当屈居两大主要政党身后的“小伙伴”,从而决定加入反对派阵营,声称“要为后内塔尼亚胡时代做准备”。

第四,小党内部发生分化,一些议员脱离所在政党立场,选边站队加入联合政府或反对派。2020年3月大选后,最早出现一些议员脱离所在政党立场是蓝白党内亚阿隆所属的泰利姆党的两名右翼议员茨维·豪泽尔(Zvi Hauser)和约阿兹·亨德尔(Yoaz Hendel),他们在甘茨获得组阁权后公开表态反对与阿拉伯政党合作,随后他们组建了名为“以色列地之道”(Derech Eretz/the way of the land)的新政党,该党在甘茨与内塔达成协议后决定加入联合政府。工党—桥党—梅雷兹党分崩离析,梅雷兹党加入反对派,工党决定追随蓝白党加入联合政府,桥党领袖奥利·利维-阿贝卡西斯(Orly Levy-Abecassis)虽然也加入联合政府但站在内塔阵营一边;而工党议员梅拉夫·米夏埃利(Merav Michaeli)脱离本党立场,反对参与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腐败政府”,坚持加入反对派。不仅如此,右翼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反水现象,在内塔尼亚胡的游说下,亚米纳党的二号人物、犹太家园党党首拉菲·佩雷兹(Rafi Peretz)脱离亚米纳党加入联合政府担任部长。可以说,反水与再反水是此次组阁大戏中反复上演的剧目。

此次联合政府达成协议的难度可想而知,以色列出现了大面积的政党分裂和政党联盟分化重组,但总体而言,利库德党和宗教政党之间联盟的基本盘得以维持(52席),仅有亚米纳党(5席)脱离右翼—宗教政党联盟加入反对派;而中左翼—阿拉伯政党联盟发生重大洗牌,导致了几乎不可逆转的分裂,不仅蓝白党一分为二,工党-桥党-梅雷兹党也发生分裂,加入联合政府或成为反对派的力量各半(20席对19席),此外阿拉伯政党和俄裔移民政党全部倒向反对派。基于这种力量对比,目前这个联合政府并非是稳定的组合,而是一个“双头怪”,它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绝大部分右翼派别联盟(利库德党、沙斯党、联合托拉犹太教、桥党)加上甘茨领导的一部分中左翼派别联盟(蓝白党、工党、以色列地之道党)合作之上的大联盟,就好比一层套着一层的俄罗斯套娃。它是在两大阵营权力分割基础上的再分割,先由利库德党和蓝白党对权力进行平均分割,然后再由两大党在各自派别联盟内部进行权力的二次分割。在此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无法染指属于中左翼派别联盟的部长席位,甘茨也无法介入属于右翼派别联盟的部长席位。这种错综复杂性导致各政党之间乃至政党内部在部长席位分配问题上存在争执。同样,反对派内部也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包括左翼的梅雷兹党、阿拉伯政党,中间派的未来党-泰利姆党,右翼的以色列家园党和极右翼的亚米纳党。这些派别之间本身矛盾重重,可能它们之间的唯一共性就是反对内塔尼亚胡。

在作为联合政府执政基础的73席议席中,甘茨阵营以不到三成的议员席位(20席)谋得了与握有七成议员席位(53席)的内塔阵营平起平坐的地位,得以平分总理任期(各执政18个月)和部长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甘茨握有内塔尼亚胡面临起诉的政治命门而获得了极大的政治便宜,但甘茨“在非常时期做出的非常决定”也使之付出了蓝白党分崩离析的巨大代价,蓝白党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与利库德党相抗衡的政治资本荡然无存。对于内塔尼亚胡个人而言,这是他作为权力魔术师的又一次传奇表演,表明他的时代仍然没有结束,他通过做出较大让步一举削弱了几次大选都无法击败的蓝白党,将甘茨从政治对手转变为“政治保镖”来为自己保驾护航。借助于新冠疫情的天时、看守总理的地利、民众期盼的人和,内塔尼亚胡再度成功组建了联合政府,暂时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司法障碍,使本已宣告终结的总理生涯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得以延续任期最长总理的记录。而且,内塔尼亚胡获得了率先担任总理的先手优势,掌握着第二个轮换期交权与否的主动权。

在联合政府协议达成过程中,总统里夫林多次适时介入和施压(拒绝延长甘茨组阁时间和一度拒绝将组阁权交给内塔尼亚胡),关键时刻最高法院在对内塔尼亚胡因被起诉是否有组阁资格问题上开绿灯,增添了此次组阁的跌宕起伏和戏剧色彩。而且,以色列大部分民众的期盼成为组建联合政府的强大民意基础,2020年4月20日内塔和甘茨达成联合政府协议后,根据一项民意调查,62%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份协议,仅有22%的人持反对态度。此外,快速蔓延的新冠疫情直接促使以色列议会的两大主要政党加快了组建联合政府以全力应对健康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步伐。经过3次势均力敌的大选,双方发现谁也无法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正当彼此都为组阁精疲力竭时,新冠疫情的适时出现为两大主要政党的妥协提供了必要的台阶。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兰·加多特(Eran Vigoda-Gadot)对此形象地说道,“由于绝大部分人都不想进行第四次大选,每一方都在寻找从树上爬下来的梯子……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成了最长的梯子,它实际上把这个国家从第四次大选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客观来看,目前所成立的联合政府并非全国性的紧急政府,而仅仅是利库德党和蓝白党(甘茨系)两大主要政党及其周围小党构成的中左翼加上右翼的松散联盟。实际上,这些政党之间彼此并不信任。促使他们携手合作的动因并非是各自政治立场的妥协,而是迫于各种内外形势的叠加效应(空前规模的疫情危机、内塔亟需摆脱腐败指控延续政治权力、甘茨需要进入政府分享权力等)。可以预见,组成联合政府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和分歧并不会消除或减少,未来它们的斗争场所将从以色列政坛转移到政府内部。

以色列建国70余年来,大部分以色列人为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另一部分人认为以色列国是建立在对自己的掠夺和剥削之上,以色列阿拉伯人将之视为灾难和梦魇的开始,极端正统派则极力谴责这个人造的世俗国家。谁是犹太人、宗教在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作用、阿拉伯人的地位、新移民对平等权利的诉求及其挫败,这些议题都在持续引发争议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分歧和斗争都是围绕身份政治展开,一边是为了维护主导认同的多数群体、另一边则是争取承认和政治地位的少数群体。“文化战争”(Kulturkampf)一触即发,以至于出现“以色列是不是一个”的疑问。实际上,它们所导致的身份政治对立并非新鲜事物,其中绝大部分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色列不同群体之间围绕身份政治的分歧和斗争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即对国家属性的界定,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世俗民主的现代国家,还是一个基于宗教律法的神权国家?它应该是境内所有公民的国家,还是所有犹太人的国家?犹太多数群体强调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即所有犹太人的国家;而以以色列阿拉伯人为代表的少数群体期望这个国家成为“境内所有公民的国家”;世俗人士尤其是俄裔移民主张宗教与国家完全分离、限制宗教当局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干预,而极端正统派对越来越高的世俗程度感到担忧,主张建立一个以犹太教律法为基础的神权国家。

在犹太国家还是公民国家问题上,以色列坚定地站在前者一边。一方面,以色列政府大力吸收流散地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以色列的法律把公民权自动赋予任何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同时对犹太人口流失的倒移民行为给予道德的谴责;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公众对非犹太人持有根深蒂固的排斥和歧视,把非犹太人口的增长视为对犹太属性的重要威胁,为此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以色列议会在2018年7月19日通过了有争议性的《基本法: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Basic Law:Israel-The Nation-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简称《犹太民族国家法》),代表着以色列身份政治朝着“犹太一族统治”属性的转向。以色列时任司法部长阿耶蕾特·沙克德(Ayelet Shaked)强调,以色列保持犹太多数地位是正当合理的行为,哪怕是以侵犯一部分人的权利为代价,“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它不是境内所有民族的国家。也就是说,平等的权利是针对所有公民的,但不是平等的民族权利。在某些地方,必须保持以色列国作为犹太国家的属性,有时这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犹太民族国家法》的出台使以色列内部的阿犹民族关系几乎跌至破裂的地步,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将之斥为一部“种族隔离法律”。

在宗教国家还是世俗国家问题上,以色列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当前以色列的两极化现象日趋严重,一边是越来越世俗化,而另一边是越来越宗教化,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岌岌可危。许多世俗人士对宗教群体在政治生活以及私人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宗教议题成为社会矛盾和政治纷争的重要导火索。围绕哈雷迪《征兵法》(Military Draft Law)、俄裔移民的犹太身份问题,极端正统派与世俗人士(尤其是俄裔移民)之间展开了多轮较量,并将矛盾对立蔓延至大选中,俄裔移民对极端正统派的抵制是以色列当前政治僵局的重要原因。如今宗教在以色列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尴尬”(Perpetual Dilemma):一方面,作为犹太传统的守护者(Gatekeeper),犹太教是以色列保持其民族传统和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世俗民主国家的基本定位又要求政教分离,限制宗教力量的过度发展。

长期以来,以色列官方主导的认同是一种多数主义统治模式,强调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民族国家,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国必须竭力维持其犹太属性,为了捍卫“犹太多数地位”可以忽略甚至牺牲少数群体的利益。在此模式下,民族、宗教、族群等少数或发起争取承认和政治地位的斗争,使以色列遭遇了来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挑战。在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分歧乃至对立,他们各自对以色列国家属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界定。例如,阿拉伯人和哈雷迪拒不承认以色列的犹太和民族属性,不庆祝独立日,也不唱以色列国歌,不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与其他群体几乎完全隔离开来;而且,由于哈雷迪和阿拉伯人口的高出生率,人口对比的格局逐渐在发生改变,人口格局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选举和政治格局,许多世俗犹太人有种“未来的天平不在自己一边”的恐惧和担忧。当前,以色列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多文化和多族群的国家,即使官方没有对此加以承认。如今以色列不再有清晰的多数群体,也不再有清晰的少数群体。基于此,以色列身份政治的核心悖论和持久困境是,在谋求单一犹太属性的理想和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距离;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促使维持犹太属性的愿望和行动更加迫切,其结果是来自多元族群的反抗和动员愈加强烈。可以说,以色列最大的危险不在它的国境之外(即安全和威胁),而在它自己的灵魂和精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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