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卢兹vs特鲁瓦图卢兹主场全力以赴

图卢兹和特鲁瓦当前都处在水深火热的保级泥淖中,两队本场都有着浓厚的抢分欲望,预计火花不小。

1、图卢兹本赛季走势并不稳定,处在主强客弱的尴尬局面中,当前战绩不过是5胜5平12负,排名第19,处在倒数第二的位置。

2、特鲁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目前排名第15,如何加大攻势是当前球队必须考虑的。

3、近三场联赛,图卢兹走势低迷,谢菲尔德联战绩不过是1平2负,特鲁瓦也是半斤八两的局面,战绩是1胜2负。

本场比赛,亚盘开出的是主队让半球盘,对于图卢兹来说,这样的盘口并非托大,毕竟他们有这个资本,本赛季该队主要依靠主场来维持场面,当前的主场战绩颇为可观,4胜3平3负的战绩彰显优势所在,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huanyonghuxian.com/,谢菲尔德联特鲁瓦客场颓废,尤其是后防问题比较突出,均场失球数量达到了2球,本场预计难以抵挡主队的强攻,自此半球盘中,谢菲尔德联建议从上盘的图卢兹入手。

竞彩足球:图卢兹 VS 特鲁瓦

两支下游球队对垒,特鲁瓦已提早确定降级,图卢兹则仍有一线生机,但形势并不理想。图卢兹在上轮法甲作客出战近况神勇的圣埃蒂安,谢菲尔德联防线分下图卢兹目前仍位列第19位,与17位的GFCO阿雅克肖相差3分,本场非胜不可。图卢兹伤兵有前锋亚历山大比锡、中场东高杜姆比亚以及麦赫治皆受伤缺阵;另一后防莫班迪治停赛缺阵。

特鲁瓦在本赛季注定在积分榜垫底结束赛季,谢菲尔德联上轮联赛又输一场,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huanyonghuxian.com/,谢菲尔德联于主场迎战波尔多以2比4落败,遭逢第25场法甲落败。主帅巴拉查指球队没有抱放弃态度,余下两场联赛仍会全力争胜。中场吧法斯停赛缺阵,队中伤兵有前锋巴巴卡古尔、巴拉恩佩利亚、中场格雷格-奥登、后卫拿哥亚、马迪尔、恩孔科、穆罕默杜达保以及摩利科内。

英超:西汉姆联 VS 莱切斯特城西汉姆联的追分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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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 2021-04-11 21:05 星期日,西汉姆联 VS 莱切斯特城。本赛季西汉姆联的实力不容小觑,自从通过人员补强实力大增之后,他们如今已经化身黑马,在积分榜上紧追联赛第一集团,谢菲尔德联很有机会竞争本赛季的欧冠席位,看看西汉姆联最近的表现,强如热刺、阿森纳都在他们身上丢过分,上轮狼队也败在他们脚下,近段时间以来西汉姆联除了输过给曼市双雄外,面对其他对手都是无所畏惧,进攻威力很强。莱切斯特城目前的状态依然缺乏足够的稳定,虽然此前有过一波三连胜佳绩,暂时走出了低谷,但上轮面对曼城随即被打回原形,以0-2完败给对手,且当时曼城还是有所留力的,这对于狐狸而言可就尴尬了,虽然如今莱斯特城依旧位居积分榜第3的位置,但欧冠席位已经摇摇欲坠,毕竟他们身后的西汉姆联和切尔西已经越追越近,倘若莱切斯特城再不发力,恐怕欧冠席位不保。就目前而言,两支球队都有各自的取胜资本,不过就个人看来,西汉姆联的胜算似乎要稍大一些,一方面他们近期状态不错,而且此役拥有主场优势,在首回合交锋中也曾在客场3球大胜狐狸,此役倘若能够击败对手,将很有机会实现反超,因此西汉姆联对于胜利的渴望将会十分强烈,数据方面对于莱切斯特城也仅仅给予了-0.25乃至-0的浅让步,力度一般,这场比赛西汉姆联抢分机会不小。

英超综合:曼城小胜阿森纳 热刺不敌西汉姆联

新华社伦敦2月21日电(记者张薇)斯特林的唯一进球21日确保曼城1:0小胜阿森纳,“蓝月亮”在各项赛事中已18连胜。热刺则在“伦敦德比”中1:2不敌西汉姆联,英超近6战5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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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在酋长球场,曼城开场仅2分钟就由斯特林接马赫雷斯的右路传中中路头球破门,让阿森纳瞬间陷入被动。曼城随后攻势不减,但进球表演并未到来。一直处于劣势的阿森纳虽然破门无力,但没有让对手再入一球。

凭借这场胜利,积59分的曼城继续以10分优势领跑英超。当日以3:1击退纽卡斯尔联的曼联和以2:1战胜阿斯顿维拉的莱斯特城继续保持同分,分列积分榜第二和第三。

同日,热刺客场挑战西汉姆联,谢菲尔德联开场5分钟主队就由安东尼奥力拔头筹。易边再战后两分钟,西汉姆联又打出闪电战,林加德带球杀入禁区左侧打远角得手。热刺虽然在第64分钟利用角球机会由小卢卡斯扳回1分,谢菲尔德联但此后贝尔和孙兴民先后击中门框,热刺落后的局面最终未被改写。

拿到45分的西汉姆联由此超越积43分的切尔西,以第四的排名暂时成为“伦敦最佳”。热刺、阿森纳则分列第九和第十,分别落后西汉姆联9分和11分,不过热刺还有一场比赛在握。

21日赛前,有英国媒体表示,热刺一旦输球,主帅穆里尼奥的帅位可能不保。葡萄牙名教头赛后则表示,热刺很长时间以来都有问题,但只靠他一个人解决不了。

黎巴嫩的蘑菇云爆炸与美国以色列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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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大爆炸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猜测,在爆炸发生不久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美国军方认为这起爆炸是一次袭击事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飞跃地中海,来到了贝鲁特的街头,向黎巴嫩人民表达了法国的支持,以色列内阁也表示愿意向黎巴嫩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特拉维夫政府大楼在大楼外立面打上了黎巴嫩国旗图案,以示哀悼和支持。

爆炸一发生,中文网络里就存在一些看法,认为这是由美国或者以色列、甚至是法国所做的。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分析一下这些看法是否合理。

美国军方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最具作战经验的军队,在爆炸后的第一时间里怀疑这起爆炸是袭击所为,无可厚非,但这不能说明爆炸和美国有关;美国的战略重心现在根本就不在中东,而且美国也不可能发动这么一场低水平、低层次且非人道的袭击,美军最近几次在中东的袭击,都使用的是不会伤及无辜的“飞行砍刀”导弹。

特朗普其实对中东不怎么上心,从他去年执意要把美军撤出叙利亚、放弃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盟友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

另外,黎巴嫩对美国又有什么战略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说句实话,黎巴嫩没有被美国亲自动手打的资格,退一万步讲,要打也不会去炸它的仓库,这活也干得太糙了。

况且,以色列就在黎巴嫩旁边,美国如果发动这场袭击,那么以色列也将被卷入进去。美国打中东国家,中东国家就打以色列。以色列现在的战略重心是对付伊朗,为了以色列这个盟友,谢菲尔德联美国也绝不会去袭击贝鲁特的港口。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是血肉相连。

会是以色列自己发动的袭击吗?也不可能。以色列的打击向来讲究狠准稳,这种袭击没有任何价值,而且是针对平民的大规模袭击。以色列作为中东唯一的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不会这么做。这次爆炸既不稳又不准,只是狠,不是以色列的作风,而且以色列也不会从这次爆炸中捞取到任何好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还面临着腐败指控,天天焦头烂额,也不会再给自己找麻烦。有人会说:这不正好可以打一下,转移注意力吗?问题是:你都不承认是你打的,你还怎么转移注意力?而且,以犹太人的聪明才智和以色列的政体,内塔尼亚胡把天给捅个篓子也转移不了国内的注意力啊。以色列哪年没打仗啊,打个仗什么的,在以色列不算什么事,转移不了任何人的注意力。

最重要的是,在这起爆炸所造成的伤亡中,有一个死者尤为引人注意,他叫纳扎尔·纳贾里(Nazar Najarian),此人是黎巴嫩长枪党的领袖。黎巴嫩长枪党是一个基督教政党,与该国的势同水火。

长枪党作为基督教政党,其领袖的丧生,对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而言,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以色列倒是曾在2006年对黎巴嫩发起过军事行动,那起战争在以色列被称为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在黎巴嫩则被称为七月战争,那起战争就是针对黎巴嫩的。

而且,即使是,也早已在第一时间称爆炸是一起意外,并没有怪罪以色列的意思,可是从来都把黑锅往以色列身上扔的,但是这次没有。

战术包含在战略之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重心都不在这里,怎么可能去发动这么一场袭击呢?以色列在中东的宿敌也在第一时间里称爆炸是意外导致,所以,这起事件与美国、以色列是无关的。

另外,法国总统第一时间到访黎巴嫩,向黎巴嫩人民表示支持,也并不能说明这起爆炸和法国有关,黎巴嫩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当年利比亚战争,也是法国的萨科齐政府打响的第一枪,因为利比亚也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向来对前殖民地事务有很深的卷入。这些前殖民地发生危机时,法国也总是提供一些支援。

说这起事件与法国有关,就是典型的“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的强盗逻辑,可惜的是,这种逻辑现在大行其道。

如果可以以美国在第一时间里强调事件可能是袭击所为,而怀疑此事与美国有关的话,那么黎巴嫩在第一时间否认自己和此事有关,是不是也可以以此来怀疑这事就算干的呢?当然不能这样,必须得有更多的依据才行,而不是想当然。

黎巴嫩的政体也很特殊,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互相妥协,在议会里,两个宗教的人各占一半,在内阁里也是。与长枪党是黎巴嫩最为主要的党派,有自己的武装。

黎巴嫩的东部与北部被叙利亚所包围,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属于什叶派,同黎巴嫩的一样,我们所说的什叶派之弧,从西到东就包括、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以及什叶派的盟主伊朗。

在1982年,叙利亚社会民族党成员就曾经刺杀过当时的黎巴嫩当选总统谢赫·巴切尔·杰马耶尔(Sheikh Bachir Gemayel),这名总统正是黎巴嫩长枪党的领袖,被刺杀时,这名当选总统刚当选不到一个月,一同被刺杀的还有另外26人。当时,叙利亚在黎巴嫩有驻军,非常深地卷入到了黎巴嫩的内战之中,而黎巴嫩的内战始于1975年,正是由长枪党与之间的冲突所引发。凶手名叫Habib Shartoun,他被捕后给出的刺杀理由就是:当选总统把黎巴嫩卖给了以色列。

这名凶手后来怎么样了?伏法了吗?没有。迫于叙利亚方面的压力,当选总统的兄弟,也就是在后来接任长枪党领袖、并被选为黎巴嫩总统的阿明·皮埃尔·杰马耶尔(Amine Pierre Gemayel)都不敢谴责这名凶手。后来叙利亚完全控制了黎巴嫩的局势后,在1990年,这名刺杀了黎巴嫩当选总统、黎巴嫩长枪党领袖的凶手,还被释放了。

1988年,迫于叙利亚方面的压力,黎巴嫩总统阿明离开了黎巴嫩,开始了长达12年的海外流亡。2000年,他返回了黎巴嫩,抨击当时的黎巴嫩总统是叙利亚的跟屁虫,并再次扛起了反对叙利亚的大旗。由于对当时的长枪党不满,他另立了一个新的党派。在2006年,他的儿子被刺杀,在2008年,他再次当选为长枪党的领袖。

越是绝望的人,就越有可能搞一票大的。目前,叙利亚仍处于内战之中,而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更是接连遭到以色列的直接打击,其国内与核力量相关的设施也接连遭遇来路不明的打击。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2017年11月4日,时任黎巴嫩总理萨德·哈里里(Saad Hariri)跑到了沙特,随即宣布辞去黎巴嫩总理一职。哈里里为什么要辞职呢?因为他担心会被暗杀,他的父亲在2005年就被暗杀了。担心被谁暗杀呢?当然是受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武装团体了,因为他还曾经领导过黎巴嫩境内反叙利亚的运动。否则,他也不会跑到沙特去,再宣布辞职。

不过萨德·哈里里并不是长枪党的人,他不是基督徒,而是伊斯兰教徒,但却是逊尼派的,而不是叙利亚和伊朗的什叶派。

对于叙利亚和伊朗这两个国家而言,目前是最黑暗的时刻,但是这也不能说明就是这两个国家做的。

毕竟,目前连这次爆炸是意外还是袭击,都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只是在假设这次爆炸是袭击的预设前提下,针对这次爆炸做一些基于事实情况的分析。

中东地区的活动,历来就很猖獗,恐怖组织也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武装、民兵武装也是层出不穷。因此,如果这次的爆炸事件不是意外事件,而是袭击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是这些恐怖组织所为呢?或者是在域内国家的授意下发动的呢?如果这是一起袭击的话,那么恐怖组织或者代理人武装是最大的嫌疑犯。国家武装一般不会直接牵涉其中,因为一旦被查出,这就是针对黎巴嫩的战争行为。

我们从今年初伊朗三号人物,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被美军刀片导弹袭杀一事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苏莱曼尼在伊拉克针对美军的袭击活动,并不是依靠伊朗自身的武装力量直接发动的,而是借靠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发动的,同时伊朗对什叶派民兵提供援助,使其成为伊朗在伊拉克境内的代理人武装。只是遇到了特朗普这样的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才下定决心除掉苏莱曼尼。

目前,西方政界在爆炸事件中,并没有对任何国家采取一个有罪推定。爆炸刚发生时,黎巴嫩政府表示引发爆炸的是过期的烟花,很快就确认为是港口仓库内已经储存7年之久的2750吨硝酸铵。

这些硝酸铵是哪儿来的呢?根据NPR的报道,这些硝酸铵于2013年被运载到贝鲁特的港口,当时是因为技术故障而临时停靠的。而拥有这批硝酸铵的,是一个俄罗斯人,此后,这名俄罗斯人再也没有过问这批硝酸铵。贝鲁特的港口官员曾经数次报告这批存货,并指出其危险性,但是依旧没有得到有效处理。

黎巴嫩安全总局(Directorate of General Security)局长阿巴斯·易布拉欣表示:爆炸似乎是由提前安置在港口内的高爆炸药所引起的,继而导致了2750吨硝酸铵的爆炸。

这起事件究竟是意外,还是特朗普和阿巴斯·易卜拉欣所说的是袭击,目前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黎巴嫩政府方面已经拘捕了16人,主要为港口和海关官员,这些人涉嫌玩忽职守,还有更多的人正处于黎巴嫩政府的调查之中。同时,黎巴嫩政府特呼吁国际独立调查。

一个还是多个: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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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主导性的以色列身份之外,以色列社会形成了多个特征鲜明的次认同群体:极端正统派、俄裔移民、以色列阿拉伯人、外来边缘群体(外籍劳工和非法移民)等。以这些次认同群体为基础,出现了身份政治的极化,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宗教群体与世俗人士之间、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左右翼之间形成了四大主要社会裂缝。认同极化彰显了困扰已久的民族、宗教、族群、意识形态等矛盾,极大地影响着以色列的政治稳定,导致当前以色列政坛分化为五大政党势力:右翼、中左翼、宗教阵营、阿拉伯人、俄裔移民。在此情况下,政治的弹性空间日益压缩,各个党派合作妥协的余地不断缩小,成为以色列政治僵局的深层次根源。从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不到一年之内以色列三度举行大选,在“新冠”疫情和各种内外压力下才结束了18个月的看守状态、组建联合政府,但各大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并未消除。从根本上看,以色列身份政治的核心悖论和持久困境是,在谋求单一犹太属性的理想和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

作者简介:艾仁贵,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主任、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开封475001)。

经过多轮马拉松式的组阁谈判,2020年4月20日,以色列议会两大主要政党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甘茨达成组建“紧急联合政府”(Emergency Unity Government)的协议;2020年5月17日,以色列第35届内阁集体宣誓就职,表明联合政府正式组建成功,从而结束了长达18个月的政治动荡。在此期间,以色列先后经历了2019年4月9日、9月18日和2020年3月2日三次悬而未决的议会大选,联合政府迟迟无法完成组阁。这是以色列自建国以来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僵局,导致政治体系陷于停摆,预算法案无法通过,全球使领馆关闭,内外部压力陡增。从乱局表象看,一年之内三度大选、联合政府屡屡组阁失败,是以色列各党派之间激烈斗争且互不让步的结果。透过这场政治乱局的表象背后,以色列社会的深度对立和认同极化是此次政治僵局的深层次根源。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就形成了极端正统派、以色列阿拉伯人、俄裔移民群体、外籍移民(非法移民和外籍劳工)等形形色色的次认同群体,他们与主体社会围绕民族、宗教、族群、意识形态等领域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裂缝,以色列被称为“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a deeply divided society)。可以说,社会裂缝源于不同身份政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它深刻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认同极化(Identity Polarization);并且,认同的对立和极化还导致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这在大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政治对立和僵局的出现是社会裂缝及其认同极化的外在体现。认同极化及其导致的政治极化,给以色列政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身份政治的不确定性,出现了“以色列是一个还是多个”的疑问。学者本·多尔·耶米尼在一篇题为《以色列的政治极化威胁着它的历史成就》的文章中写道,“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但它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边缘群体占据了政治中心,以色列正处于极端状态的滑坡上。”

本文拟从当代以色列身份认同的碎化入手,分析认同极化导致以色列社会存在的几对裂缝,然后结合2019~2020年不到一年之内举行的三次议会选举来具体探讨以色列的认同极化走势,揭示当前以色列身份政治困境的内在症结及深刻矛盾。

当代以色列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堪称一幅色彩斑斓的马赛克,东方与西方交汇、传统与现代杂糅、宗教与世俗并存,这片土地生活着诸多民族(犹太人、阿拉伯人、贝都因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等)且具有不同的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巴哈伊教、德鲁兹教等),彰显移民社会的多元性特征。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0年1月1日,以色列总人口为913.6万;其中,犹太人为677,2万(占总人口的74.1%),阿拉伯人为191.6万(占21.0%),其他为44.8万(占4.9%)。主体民族犹太人的内部族群构成多元,分为阿什肯纳兹人、东方犹太人、俄裔犹太人,还有黑肤色的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等等;而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内部,既有穆斯林,还有基督徒、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此外,以色列境内还有不少非犹太、非阿拉伯的外籍边缘群体,例如来自亚洲和非洲等地的外籍劳工和非法移民。不仅如此,有不少以色列公民几乎永久性地生活在海外,这些海外以色列人群体主要生活在纽约、洛杉矶、多伦多、伦敦、巴黎、悉尼等地。

由于移民国家的特性,以色列境内的人口来自许多国家,文化习俗和社会背景迥异,移民来源地的不同使之在族群、宗教等方面形成了复杂的多样性。建国初期,以色列政府通过实施“熔炉政策”,致力于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整合进新兴的以色列国家认同之中,但它存在着阿什肯纳兹族群的文化霸权。1977年利库德上台引发的政治地震,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革命、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等撼动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促进了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为了反抗阿什肯纳兹霸权,许多族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动员,组建政党以捍卫自己的身份政治。此外,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许多非犹太人也进入以色列务工或定居。与此同时,不少以色列人离开当地前往海外发展,这都使建国初期的单一身份受到空前的挑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出现了身份认同的碎化现象。在主导性的以色列身份之外,以色列社会形成了几大特色鲜明且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次认同群体。

以色列犹太人并不是非白即黑地分为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而是根据宗教信仰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哈雷迪”(Haredi,极端正统派)、“达提”(Dati,虔诚的正统派)、“马索提”(Masorti,传统主义者)、“希罗尼”(Hiloni,世俗人士)4个群体。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0年的数据,在20岁及以上的以色列犹太人中,8.8%自认为是“哈雷迪”;9.6%为“达提”;38.1%自认为是“马索提”,遵守大部分犹太律法;另外43.4%为完全不遵守犹太律法的“希罗尼”。另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数据,以色列的“哈雷迪”人数为9%,“达提”占13%,“马索提”占29%,“希罗尼”占49%。

从字面上看,哈雷迪意为“颤抖”或“敬畏上帝”,他们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布内·布拉克、太巴列、萨费德、贝特·谢梅什、阿什杜德等地。哈雷迪通常与其他人群相隔离,形成了独特的群体身份,他们严格遵守犹太教规,穿着保守,男性头戴卡帕和浅顶软呢帽、身穿黑色长大衣,女性佩戴假发和黑色头巾。哈雷迪群体的生育率很高,平均每个哈雷迪妇女育有7.1个孩子(是世俗犹太妇女的3倍多,后者平均育有2.2个孩子)导致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绝大部分哈雷迪反对以色列国的建立,不庆祝独立日和其他国家节日。依据对待以色列国态度的不同,哈雷迪分为非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两大阵营。非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包括联合托拉犹太教、以色列正教党、沙斯党,代表着温和与实用的立场,通过参与世俗政治体制影响以色列政治;这些宗教党派参加了多届联合政府,致力于影响国家和社会朝向更为宗教的方向发展,争取并维持国家对宗教群体的资金赞助。反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以哈雷迪会众(Edah HaChareidis)和圣城保卫者(Neturei Karta)为代表,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国,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异端,反对参与以色列的世俗政治活动。

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通常指生活在绿线以内的阿拉伯人。从宗教信仰看,绝大部分以色列阿拉伯人是穆斯林(占81.7%),尤其是逊尼派,8.6%为基督徒,9.7%为德鲁兹教徒。绝大部分以色列阿拉伯人口生活在北部地区、三角区域(Triangle)、内格夫地区以及混合城市(例如耶路撒冷、海法、雅法、阿克、拉马拉、罗德等),大多位于以色列的边远地区。除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以外,阿拉伯公民不能参加以色列国防军,也不能担任国家高级职务。

虽然占总人口21%左右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拥有公民权,但他们远离权力中心,与犹太多数群体在地理上、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都保持相当距离,遭受了不同形式的歧视。以色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不在同样的学校就读,他们绝大部分人居住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城镇。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他们处于国家意识与民族感情相冲突的两难境地,“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是以色列的公民,有义务、有责任忠诚于以色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阿拉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通过收音机、电视与其他媒体,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浪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批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从1989年至2006年,大约160万苏联犹太人及其非犹太亲属、配偶离开了苏联,其中97.9万人(占61%)移民以色列。俄裔移民集中居住在阿什杜德、佩塔提克瓦、海法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绝大部分俄裔犹太移民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使之在经济上较为成功地整合到以色列社会之中。俄裔移民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高技术人才,包括1.3万名科学家、8.2万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1.5万名医生;仅在1989~1992年,苏联移民的涌入就使得以色列的工程师数量翻了一倍,医生数量增加了70%。作为高技术移民群体,俄裔移民在以色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创新创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涌入以色列的100多万俄裔移民足以改变以色列现有的人口格局,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5%和犹太人口的20%。他们在进入以色列社会后继续保持着独特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特征,即带有俄罗斯特征的次文化认同。尽管政府为每个移民都提供了希伯来语课程,但许多俄裔移民宁愿讲俄语,他们拥有俄语报纸、广播、电视台等文化机构。到2013年,仅有51%的俄裔移民具有较好的希伯来语口语能力,而26%的人很少讲或完全不讲希伯来语。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俄裔移民都是世俗人士。根据2016年一项对俄裔移民宗教情况的调查报告,仅有4%的俄裔移民自认为是哈雷迪,高达81%的俄裔移民自认为是世俗人士。俄裔移民的世俗特征使之在进入以色列后仍试图保持其原来的饮食习惯(主要就是吃猪肉),并且俄裔移民与非犹太人通婚的比例较高。这些状况引起了以色列正统派犹太教徒的极度不满。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色列涌入了大批外籍劳工,既包括临时劳工,也包括非法入境和非法滞留的无证劳工。“六日战争”后,以色列通过引入巴勒斯坦劳工来解决建筑业和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匮乏问题。到1987年,巴勒斯坦劳工人数占以色列建筑业雇工总数的49%和农业雇工总数的45%。然而,“因提法达”的爆发中断了巴勒斯坦劳工进入以色列的渠道。为了填补这个空缺,1991年以色列政府决定输入3 000名外籍建筑工人,替代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劳工。从1993年起,外籍劳工人数迅速增长。当前,以色列大约有30万外籍劳工(其中20万人为非法劳工),占以色列劳动力的13%,该比例比其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高。与以高技术移民为特征的俄裔移民不同,外籍劳工是从事低技术工种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少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且具有来源地特色,例如,来自泰国的劳工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来自中国、罗马尼亚的劳工主要在建筑业,来自菲律宾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的劳工主要集中在家政领域。外籍劳工进入以色列通常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无法享有永久性的公民权利。作为非公民,他们得不到永久居住权和社会保障,除非与以色列公民结婚或极少数例外。

除了外籍劳工以外,非法移民也是以色列当前外籍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5年起,大批来自厄立特里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等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沿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西奈边界涌入以色列,绝大部分居住在特拉维夫南部地区,最高峰时以色列境内有6.4万名非洲非法移民。从2012年起,以色列政府开始对非法移民进行限制,一方面阻止非法移民继续入境以色列,另一方面设法遣返境内的非法移民。此后,入境人数逐渐下降,至2017年、2018年已没有新的非法移民入境。由于以色列国内的失业率上升,仇外情绪不断滋长,以色列政府将这些非法移民称为“渗透者”,强调这些外籍移民的涌入冲击着以色列的犹太属性。

“裂缝”(Cleavages)是来自社会学的概念,一般指在社会内部出现的深刻而持久的隔阂与矛盾,裂缝是社会分歧的主要焦点,必然带来重要的政治后果。就以色列社会而言,围绕民族、宗教、族群、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裂缝,已成为当代以色列社会的核心断层线。更重要的是,上述裂缝不是单独存在的,这些不同的断层线交错重叠在一起,产生了叠加效应。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丹·霍洛维茨和摩西·利萨克认为,由于以色列社会在民族、族群、宗教和经济等方面不断增强的紧张关系,导致以色列沦为“不堪重负的政体”。当前,以色列社会主要存在四大裂缝:犹太人与以色列阿拉伯人之间的裂缝;世俗人士与宗教群体之间的裂缝;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的裂缝;左翼(包括中间阵营)与右翼之间的裂缝。

在以色列社会的几对裂缝中,犹太人与境内阿拉伯公民之间的裂缝几乎是最为持久和尖锐的。这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已存在,建国后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压制而不断加深。这两大群体之间的社会和文化界限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他们的语言、宗教完全不同,在分开的学校接受教育以及在分开的街区居住。以色列阿拉伯人处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不能参军,被视为不可信任的他者和安全威胁,被认为是与西岸巴勒斯坦人存在勾结的“第五纵队”。

由于遭受结构性和制度性歧视导致的不利地位,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贫困率较高。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阿拉伯家庭占以色列所有贫困家庭的36.6%,这个比例与哈雷迪家庭类似。就总人口而言,阿拉伯人的贫困率为57.9%,其中阿拉伯儿童的贫困率高达67.9%;而在犹太人中间,贫困率仅为15.5%,其中犹太儿童的贫困率为22.9%。此外,以色列阿拉伯人就业水平低,他们的劳动力参与率较低。2018年,以色列阿拉伯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为40%左右,而以色列的整体劳动力参与率为61%。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整合到以色列社会中,分布在边远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必要的社会网络,以及在某些关键领域遭受歧视。伊夫塔赫尔指出,以色列的民族分层创造了阿拉伯人的“隔都化公民地位”(Ghettoized Citizenship):“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身份可以说是存在于隔都之中。这个隔都是多方面的,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等领域。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这个社会的正式组成部分,但从结构上说他们被孤立在飞地中,并由于统治、排斥和剥夺而遭到削弱,似乎看不到结束这种状况的尽头。”

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更是加深了阿犹之间的民族裂缝。一方面,冲突强化了以色列犹太人对阿拉伯公民的消极和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冲突使得阿拉伯公民与以色列国家认同愈加疏远,更加认同于巴勒斯坦。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尤其是青年一代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界定为“巴勒斯坦人”,通常自称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Palestinian citizens of Israel)、“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人”(Israeli Palestinians)以及“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the Palestinians of 1948)等等。总体来看,在过去20年间,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认同不断上升,而以色列认同大幅度下降,前者取代后者成为这个群体的首要认同。

宗教阵营与世俗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以色列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绝大部分以色列人认为宗教—世俗之间的冲突仅次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是造成社会紧张的主要来源。宗教与世俗的紧张关系源于以色列建国前的“维持现状协议”。建国之初,极端正统派人数很少(不足4万人),建国精英认为他们会随着现代化而不断消亡;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哈雷迪非但没有消亡,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哈雷迪仅占以色列总人口的5%, 2019年哈雷迪人口已增长至110万人,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2%左右,按照目前的出生率,到2037年哈雷迪人口将翻一番,达230万。

哈雷迪群体与以色列社会其他部分人群的主要矛盾在于三方面:经济整合、服兵役、宗教强制。首先,哈雷迪群体对经济的贡献偏低,就业率很低,给政府带来了巨额的经济负担。但他们仅参加有国家补贴的宗教学习而不投身就业市场。根据2018年以色列财政部的报告,哈雷迪男性的就业率为51%,而其他以色列犹太男性的就业率为87%;哈雷迪女性的就业率与其他犹太女性相差不大,分别为76%和83%。随着极端正统派人口的不断增长,这种财政补贴的数额日益巨大,引起了纳税人的强烈不满。其次,哈雷迪群体享有兵役豁免权,给其他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安全负担。根据“托拉是其职业”(Torato Umanuto)协定,耶希瓦学生以托拉学习为由推迟服兵役,哈雷迪不服兵役的同时,还每年从国家获取大量的补贴以从事宗教学习。从2002年的《塔勒法》(Tal Law)开始,世俗人士与宗教阵营在哈雷迪学生服兵役问题上展开了多轮较量。尽管如此,近年进入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哈雷迪仍然很少。再次,宗教强制。世俗人士在许多方面受制于宗教阵营:一是根据建国前的“维持现状协议”,极端正统派掌握着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安息日、民事婚姻、皈依、谢菲尔德联犹太身份资格等)的裁决大权;二是宗教政党握有任何大党完成组阁的关键席位而得以介入政治,他们加入政府掌握内政部和争取有利于宗教群体的立法活动。

哈雷迪人口的快速增长给以色列的其他群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安全负担。宗教与世俗阵营之间的裂缝不断加深,对以色列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社会的全球化加速以及大批俄裔移民的到来,导致这些问题愈加尖锐。对此,一位以色列学者指出,“极端正统派教徒将自己与其他犹太人分隔开来。他们拒绝分担保卫国家的重任,并坚持为自己的分隔和拒绝履行国家义务的行为争取补贴。极端正统派的状况是一个长期的生存危机,但以色列人的关注点被短期的生存危机所主导。”

从犹太人内部族群构成看,主要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由于各自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差异,在新老移民之间存在许多矛盾。以色列建国前的绝大部分移民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批老移民构成了以色列建国的统治精英,仅有少数来自中东地区(主要是也门犹太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东方犹太人从中东(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和北非(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等)涌入以色列,其中的一部分人自称塞法尔迪人。这种情况导致犹太人内部两大族群人口比例的巨大转变:1948年,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口仅占17%,而来自欧洲和美洲的犹太人口占76%;到1970年,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口上升至48%,而来自欧洲和美洲的犹太人口下降至44%。新老移民之间的对立一开始表现为阿什肯纳兹(欧洲)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之间的对立。这两大群体在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不平等。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两个以色列”:“一个以色列是西方式的,比较繁荣,受过良好教育,在实质上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各种机构;另一个以色列是东方式的,比较贫穷,缺乏技能,虽在数量上居多数,但在核心权力机构内代表他们的人数不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犹太人的族群构成版图再次发生大规模变动,来自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大量涌入,尤其前者人口达100多万,已成为当今以色列规模最大的新移民群体,占以色列犹太人口的20%左右以及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5%。近60%的俄裔移民把“俄裔犹太性”(Russian Jewishness)作为首要认同,仅有11%的人将以色列认同作为他们的第一认同。绝大部分俄裔移民维持着世俗的生活方式,移民的超市和熟食店大量出售不符合犹太饮食法规的食物,激起了宗教人士的不满。

俄裔移民与极端正统派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极端正统派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宗教强制行为因拉比当局对俄裔移民家庭通婚者犹太身份的排斥而加剧了冲突。按照正统派当局对犹太律法的解释,30%左右的俄裔移民不被视为犹太人,这成为移民身份政治的核心争议。这些俄裔移民虽然根据《回归法》被赋予了以色列公民权,但其犹太身份一直被拉比当局所阻挠。宗教领袖将这些犹太身份存疑者斥为“杂种”(mamzer,即出生自非犹太母亲者),并把这些人的移民行为视为一项“错误”,要求对其进行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和重新进行皈依。由于缺乏犹太身份,这些俄裔移民在私人生活领域受到许多困扰,例如,他们不能在以色列结婚,其子女不被承认为犹太人等等,谢菲尔德联除非他们进行正统派的皈依程序。一位35岁的俄裔移民反问道,“为什么在以色列生活了15年之后,我的祖国以色列不允许我在自己的国家结婚,而我必须回乌克兰举行结婚仪式?”极端正统派与俄裔移民之间的矛盾扩展到政党政治领域,导致以色列家园党与宗教政党无法在联合政府中并存而难以完成组阁,成为当前政治僵局的重要诱因。

除了在民族、宗教、族群等方面的分歧以外,以色列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左翼与右翼(鸽派与)之间的对立。传统意义上的左右翼对立可以追溯至建国前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与修正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建国后转变为工党与利库德(及其前身自由党)的对立。“六日战争”后,左右翼之间围绕有关国家安全特别是领土问题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他们之间公认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愿意就领土问题做出让步:左翼通常支持巴以和谈与有协议的两国方案,右翼则支持军事行动和定居点建设。近年来由于政治僵局的出现,左右翼之间的对立逐渐成为以色列社会紧张的主要根源之一,甚至超过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矛盾。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民意调查,2012年,仅有9%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左右翼对立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矛盾;而到2018年,有36%的人认为左右翼的对立是以色列社会最重要的矛盾,认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对立是最重要矛盾的下降至28%。左右翼矛盾的重要体现之一是1995年11月提倡“土地换和平”的总理拉宾被右翼极端分子刺杀。

从力量对比来看,当前右翼力量总体上比左翼更为强大,这也说明以色列对外强硬的政策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3月的调查,仅有8%的以色列人认同左翼,而认同右翼的人高达37%。从年龄群体来看,青年人群更倾向于右翼。据以色列民主指数2018年的一项调查,约64%的18岁至34岁以色列犹太人认同右翼,而在3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认同右翼的比例下降至47%。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极端正统派的高出生率、出生在后奥斯陆时代的以色列青年不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内塔尼亚胡的一系列强硬政策吸引了大批青年的支持等。可以说,“今天的以色列犹太人比上一代人在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上更具民族主义、宗教保守和色彩,这对以色列的缔造者来说是无法辨别的。”

过去20余年来,以色列政坛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左翼力量的持续衰落,其群众基础逐渐转为中间阵营。进入21世纪以来的以色列历次大选结果基本上印证了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左翼力量的衰退原因是失去了国家安全议题的话语主导权、以色列政治生态向右转,以及人口构成的变化(右翼立场的极端正统派和俄裔移民人数增加)等。与之相伴随的是,左翼选民逐渐转变为中间派,而中间派选民逐渐转向右翼。这与以色列社会的保守化和大批俄裔移民到来密不可分。以往每次大选都会出现新的中间派政党。中间派政党通常在一开始赢得了惊人的选票,但在下次选举中又会失去大部分选民,并被新的中间派政党以同样的方式取代。在1996年至2015年间,有9个不同的中间党派崛起,绝大部分在两次选举周期内衰落。作为一个团体,中间党派逐渐获得了稳定的支持者,并吸走了原本属于左翼的大部分支持者。以色列政坛上的中间党派,在经济、政教关系上的政见各有不同,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介于鸽派左翼和右翼之间。这种意识形态的模糊性诠释了中间党派的成功,尽管中间党派的构成一直在发生变化。

以上几对社会裂缝塑造了以色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特征,它们对以色列认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促成了认同群体的极化。而且,这些社会裂缝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以色列现有的基础教育即由四大分开的中小学教育组成:国立世俗教育体系(主要面向世俗犹太人)、国立宗教教育体系(面向哈雷迪之外的正统派犹太人)、哈雷迪教育体系(面向哈雷迪)、阿拉伯教育体系(面向阿拉伯穆斯林、基督徒、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随着以色列人口、经济和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有关身份认同的争论持续发酵。这些变化正在改变或重塑以色列的社会形态。根据政治立场和群体身份的差异,以色列社会日益分裂为五大完全不同且在人口规模上越来越接近的身份政治集团:世俗人士、宗教民族主义者、俄裔移民、哈雷迪、阿拉伯人。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少、对抗性越来越强。这五大群体生活在分开的城市,生活方式差异极大,并把子女送到分开的学校系统就读,加深了他们之间本来就巨大的文化、宗教和民族鸿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口规模和政治影响越来越接近。由于极端正统派和阿拉伯人口的出生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这五大群体将很快在规模上趋于接近。这种状况导致出现了多个以色列的情况:“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媒体平台,他们阅读属于自己的报纸和观看属于自己的电视频道。每个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城镇,特拉维夫是一个群体的城镇,就像乌姆·法姆(Umm el Fahm)是另一个群体的城镇一样,埃夫拉特(Efrat)和布内·布拉克也是如此。每个城镇代表不同的群体。在以色列国,初等教育系统构成了人们的部族和分离意识,并且很可能仍将保持这种状态。”

在过去20年间,以色列社会存在的诸多裂缝有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态势,而且它们从社会层面进入政治领域,演变成政治对立进而引发政治危机。以色列的社会裂缝主要通过政党政治体现出来,议会选举成为社会分歧和政治对立的风向标。由社会裂缝导致的认同极化削弱了以色列的政治稳定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则,在以色列内部催生了许多次认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对立,削弱了社会的团结,对国家认同提出了重要挑战;另则,次认同群体积极介入政党政治,通过党派斗争削弱了以色列的政治合法性,使以色列民主体制达到危险的临界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平均每2.3年举行一次大选,而进入2019年,以色列陷入频繁大选的怪圈,不到一年内举行了3次大选。这不但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由看守政府领导的议会不能通过任何重要立法、做出任命或通过预算,政治机构的运作几乎陷于停滞。以色列选举民意调查专家达莉娅·舍德林(Dahlia Scheindlin)将之称为一场政治灾难,“人们感到绝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公民在这场灾难中没有发言权,人们对资金的大量浪费深感沮丧。”

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社会日益突出的社会分歧和认同极化,导致了选举机制的不稳定性,使得政府组阁越来越困难,政党政治的碎片化格局日益严重。在认同政治的影响下,当前以色列的政治版图日益分裂为特征鲜明、阵营稳固的五大力量:一是右翼阵营,主要是自由市场理念的支持者和安全领域的,包括利库德党、极右翼的亚米纳党(Yamina)和犹太力量党;二是中左翼阵营,主要是中间派、社会主义者和鸽派,包括中间派的蓝白党和左翼的工党、梅雷兹党;三是宗教政党,由极端正统派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构成,包括沙斯党和联合托拉犹太教;四是阿拉伯政党,指由传统的四大阿拉伯政党组成的联合名单党;五是俄裔移民政党,主要是利伯曼领导的以色列家园党,政治上倾向右翼但反对哈雷迪和阿拉伯人。在有关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上,这五大力量各自有着自己的盘算。内塔尼亚胡呼吁建立“强有力的、稳定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政府,致力于把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同时“阻止危险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政府”,为此利库德党与亚米纳党、沙斯党、联合托拉犹太教组成右翼阵营联盟。而甘茨领导的中左翼虽不排斥与利库德合作,但要求将内塔尼亚胡除外,理由是后者正遭受贪污、背信、欺诈的指控。阿拉伯政党为了把内塔尼亚胡拉下台,提出与蓝白党结盟。利伯曼领导的俄裔移民政党既反对宗教政党,同时也反对与阿拉伯政党组成多数。

在认同极化的影响下,2019~2020年以色列大选和政治局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第一,受社会裂缝的影响,特定宗派政党的作用持续上升。与工党、利库德党等全国性政党不同,宗派政党(Sectarian Parties)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例如阿拉伯政党代表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利益,而在犹太人内部,宗教政党和俄裔移民政党分别代表极端正统派和俄裔移民群体的利益。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宗派政党附属于左右翼的对立,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投票中支持工党,而宗教人士通常投给利库德。进入20世纪90年代,宗教政党、阿拉伯政党、俄裔移民政党纷纷加强了政治动员,这些宗派政党的崛起分流了两大主要政党的选票。与此同时,宗教政党、阿拉伯政党、新移民政党的选票翻倍。这种趋势进入21世纪后更加明显。宗派政党的崛起是特定群体身份政治的体现,其群体成员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诉求;而主要政党议席的下降和宗派政党议席的增加,使得主要政党必须回应来自宗派政党及其特殊群体的政治诉求。

第二,出现了宗教政党与右翼政党结盟、阿拉伯政党与中左翼政党结盟的政治格局。一开始,宗教政党并不在左右翼之间选边站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凡是在议会大选中赢得最多席位的大党,无论是来自左翼、右翼还是中间阵营,几乎无一例外寻求与宗教政党结盟来争取多数席位。然而,随着以色列的左翼更加坚定地倒向世俗化,同时右翼的许多人转向传统主义者或守教者,极端正统派慢慢地向利库德阵营靠拢。内塔尼亚胡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是巩固了利库德党与宗教政党之间的结盟关系。尽管内塔尼亚胡本人并非宗教人士,但他从未表现出对遏制以色列生活中的宗教强制的兴趣;他乐于通过给予极端正统派以权限,来换取后者对他的政治支持,这也是内塔尼亚胡在前几次大选中屡战屡胜的关键原因。在宗教政党全面倒向右翼的情况下,阿拉伯政党与中左翼政党的结盟态势日益明显。为了应对新的政治形势,以色列阿拉伯政党做出了两大改变:一是将分散的四大政党结成联盟参选,避免了选票过于分散而达不到3.25%的选举门槛,使阿拉伯政党议席稳定在13~15席左右,多次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二是支持中左翼政党组阁,从而出现了自1992年以来阿拉伯政党首次推荐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以色列总理人选的现象。阿拉伯政党之所以选择支持中左翼的甘茨组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强烈希望结束内塔尼亚胡的统治,阻止在被占领土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右翼政党和宗教政党上台。

第三,组阁权的取得主要取决于政党联盟而非主要大党的席位。以色列独特的比例代表制,为认同极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据。建国以来从未有任何政党获得超过半数议席而单独组阁,比例代表制鼓励了政党的多元和分化,促使大党分裂和新的政党出现,导致大党的优势进一步缩水。在这种情况下,组阁成功与否关键看政党联盟的组建。例如2009年大选,前进党获得28席却没有组阁,反而是获得27席的利库德党组阁成功。2019年9月大选,利库德党获得32席、蓝白党33席,而优先获得组阁权的却是利库德党,主要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宗教阵营(55席)比甘茨领导的中左—阿拉伯阵营(54席)多出一席。同样地,2020年3月大选中,优先获得组阁权的是来自蓝白党的甘茨,他与内塔尼亚胡分别获得61票和58票推荐,尽管蓝白党(33席)获得的席位少于利库德党(36席)。

第四,在左右翼领导的两大政党联盟势均力敌且任何一方都无法达到61席的情况下,俄裔移民政党几度成为潜在的“造王者”(Kingmaker)。以色列家园党的权力基础是俄裔犹太移民,其意识形态是世俗的右翼民族主义,支持定居点建设并敌视以色列阿拉伯人,同时反对极端正统派对世俗人士的宗教强制。在2019~2020年的三次大选中,左右翼两大阵营差不多各自赢得54~59个议席,没有哪个阵营超过半数议席而完成组阁,决定力量平衡的另外5~8个议席掌握在右翼但反宗教政党的以色列家园党手中。可以说,俄裔移民政党作为“关键的少数”在以色列政治僵局中再三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加入联合政府的条件,利伯曼要求新的议会通过一项要求耶希瓦学生服兵役的征兵法案,利伯曼反复强调他的党派“准备参加全国性联合政府,而不是哈拉哈政府”。由于甘茨领导的中左翼阵营有阿拉伯政党参与,对此他也表示反对。在多次组阁谈判中,他不愿意加入甘茨或内塔尼亚胡任何一方,而是呼吁组建一个包括利库德、蓝白党和以色列家园党的世俗团结政府。

第五,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政局最大的变数,针对他的腐败指控撕裂着以色列社会。绰号“比比国王”(King Bibi)、“选举魔术师”的内塔尼亚胡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迄今为止以色列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也是第一位在任期间遭到起诉的总理。过去十年间,以色列政治的基本法则是“无论如何,内塔尼亚胡一直赢”。然而,进入2019年,对内塔尼亚胡腐败指控的不断升级,利库德的支持率一度有所下滑,加上阿拉伯政党为了使内塔尼亚,呼吁阿拉伯人积极投票,从而拉高了自身得票率。在此情况下,左右翼力量对比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微妙变化。在左右翼极度对立的情况下,几度优先获得组阁权的内塔尼亚胡却未能成功组建联合政府。反复的大选和持续的政治僵局,削弱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优势地位,不少人甚至放言“内塔尼亚胡时代已经结束”。尽管如此,由于内塔尼亚胡过去十年间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尤其是外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使之在面临腐败指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在2020年3月的大选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宗教联盟重新获得领先地位(占58席),距离成功组阁差3席;内塔尼亚胡遭受的腐败指控成为其组阁合法性的最大障碍。由于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执政及其背负的腐败指控,以色列政坛形成一股反内塔力量,其口号为“除了比比的任何人”(Anyone But Bibi,“ABB”),旨在结束内塔尼亚胡的长期统治,认为他破坏和践踏了以色列的民主体制。在蓝白党的牵头下,中左翼政党与阿拉伯政党结成反内塔统一战线月大选后也宣布加入该阵营,其共同目标是使内塔尼亚胡出局。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腐败指控,各大政党早就放出了绝对支持或反对他的立场,这种分歧本身反映出民意的极度对立,导致以色列社会进一步撕裂。

总之,选举政治的极化来自身份认同的极化,它内在地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社会对立,这些矛盾的汇聚造成了以色列一次次的政治僵局。五大力量之间的结盟和对抗是目前以色列政治僵局的直接原因,而这几大政治力量的对立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宗教阵营与世俗人士、新老移民、左右翼几大社会裂缝交织在一起。在认同极化影响下,以色列政治已极化为中左翼或右翼两大集团,阿拉伯政党和宗教政党分别选边站队,双方谁也无法得票过半,除非两大阵营内部的少数议员或某些党派改变其基本立场,或出现某种不可控的突发状况,否则新的僵局将再度发生。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当前以色列的新现实是右翼和中左翼两大政治集团的彼此矛盾……并且这两种看法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两大集团已在以色列犹太社会内部形成,它们对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持有相反的观点:安全问题、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有关腐败、文化、性别和自由价值观等问题。这种极化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它反映在双方无法就什么是共同利益达成共识。”

2020年初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全世界,并构成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造成了21世纪以来最大的健康危机,它也对当前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身处地球村时代,任何国家在病毒面前都无法独善其身,以色列也遭受了新冠病毒的猛烈袭击。截至2020年5月17日新一届联合政府成功组建之时,仅有910多万人口的以色列已有超过1.66万人确诊,其中包括272例死亡病例。新冠疫情不仅使以色列人的健康受到巨大威胁,而且导致近100万人失业。更重要的是,它发生在以色列联合政府迟迟无法组阁的情况下,使得以色列社会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危机和健康危机。以色列的新冠疫情呈现出几个显著特点:首先,群体聚集性感染率高,主要集中在极端正统派社区;其次,疫情感染源头主要来自欧洲方向,以色列虽然大力防范来自亚洲的输入病例,但对欧洲方向的输入情势重视不够;再次,与欧美国家不同,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对疫情高度重视并采取强力措施防范,例如积极推动保持社交距离做法、采用反恐技术追踪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加强抗疫国内国际合作等等。以色列民众对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看守政府应对新冠大流行的总体评价较高,根据2020年5月初的一份民意调查,大约74%的受访民众对内塔尼亚胡应对大流行持积极肯定态度,仅有23%持否定态度。其中,右翼群体的支持度高达88%;即使在左翼群体中,也有58%的人肯定以色列总理的抗疫表现。

从政治影响而言,新冠疫情的暴发促使以色列各大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给以色列政坛带来了化解政治危机的重要契机。为了有效应对政治危机和健康危机的双重威胁,2020年3月大选后以色列朝野出现建立“全国紧急政府”的强烈呼声,该提议得到总统里夫林的大力支持,各主要政党也积极响应。但在紧急政府应该包括哪些党派问题上仍然分歧重重:以蓝白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建议由所有拥有议席的8个党派组成,利库德党领导的右翼—宗教联盟强调由除联合名单党以外的其他7个党派组成。

在政治危机和健康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以色列各大政党以及政党联盟出现了新的分化重组,从而有利于联合政府的成功组阁。第一,在新冠疫情压力下,以反内塔尼亚胡为目标的中左翼—阿拉伯—俄裔移民政党联盟分崩离析。2020年3月的大选结果揭晓后,中左翼—阿拉伯—俄裔移民政党结成联盟,使获得61位议员推荐的甘茨在3月16日优先获得了组阁权。拥有优先组阁权并不代表能够组阁成功,特别是在甘茨阵营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组阁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把他们维系起来的唯一共同目标就是把内塔尼亚胡拉下马。3月26日,甘茨的立场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转而寻求与内塔组建联合政府,这一立场转变引发了以色列政治版图的大地震,直接导致了由他主导的反内塔统一战线的分崩离析,不仅招来阿拉伯政党和俄裔移民政党的反对,也引起蓝白党内部的强烈不满。在右翼—宗教阵营的支持下,甘茨顺利当选议长。甘茨在26日晚首次以议长身份在议会发表讲话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政府治理瘫痪、民主遭受威胁这三重危机促使他“在非常时期做出非常决定”“现在不是内讧和捣乱的时候,也不是争论和分歧的时候。这是一个尽责、忠诚、爱国的领导时代。让我们携起手来,使以色列走出这场疫情危机。”

第二,由于甘茨决定寻求与内塔尼亚胡合作,直接导致蓝白党一分为二,分裂为甘茨领导的以色列韧性党(对外继续称蓝白党)以及拉皮德和亚阿隆领导的未来党—泰利姆党。原属以色列韧性党的议员继续团结在甘茨周围,支持与内塔合作,同时得到蓝白党四号人物阿什肯纳兹的支持;而蓝白党的二号和三号人物拉皮德和亚阿隆决定继续反对与内塔合作的立场,另组未来党—泰利姆党。拉皮德宣称:“甘茨今天决定分裂蓝白党和爬进内塔尼亚胡的政府。我们过去一起战斗是因为甘茨曾发誓我们绝不加入这个糟糕的政府。我过去相信了他……今天形成的政府不是一个联合政府,也不是一个紧急政府。它是另一个内塔尼亚胡的政府。甘茨未经战斗就投降了,爬进了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加入了哈雷迪—极端主义阵营。”

第三,甘茨决定寻求与内塔的合作引发了连锁效应,导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联盟也出现分裂。虽然从表面上看,利库德党与亚米纳党的分歧是在部长职位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但根本上是亚米纳党对自身在未来联合政府中被边缘化的地位感到不满,使之无法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在从前的右翼—宗教政党联合政府中,亚米纳党可以获得国防部长等关键职位,但如今以蓝白党为首的中左翼阵营分走了一半的部长职位,尤其是关键职位都被利库德党和蓝白党拿走。这种巨大的落差使得亚米纳党不愿甘当屈居两大主要政党身后的“小伙伴”,从而决定加入反对派阵营,声称“要为后内塔尼亚胡时代做准备”。

第四,小党内部发生分化,一些议员脱离所在政党立场,选边站队加入联合政府或反对派。2020年3月大选后,最早出现一些议员脱离所在政党立场是蓝白党内亚阿隆所属的泰利姆党的两名右翼议员茨维·豪泽尔(Zvi Hauser)和约阿兹·亨德尔(Yoaz Hendel),他们在甘茨获得组阁权后公开表态反对与阿拉伯政党合作,随后他们组建了名为“以色列地之道”(Derech Eretz/the way of the land)的新政党,该党在甘茨与内塔达成协议后决定加入联合政府。工党—桥党—梅雷兹党分崩离析,梅雷兹党加入反对派,工党决定追随蓝白党加入联合政府,桥党领袖奥利·利维-阿贝卡西斯(Orly Levy-Abecassis)虽然也加入联合政府但站在内塔阵营一边;而工党议员梅拉夫·米夏埃利(Merav Michaeli)脱离本党立场,反对参与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腐败政府”,坚持加入反对派。不仅如此,右翼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反水现象,在内塔尼亚胡的游说下,亚米纳党的二号人物、犹太家园党党首拉菲·佩雷兹(Rafi Peretz)脱离亚米纳党加入联合政府担任部长。可以说,反水与再反水是此次组阁大戏中反复上演的剧目。

此次联合政府达成协议的难度可想而知,以色列出现了大面积的政党分裂和政党联盟分化重组,但总体而言,利库德党和宗教政党之间联盟的基本盘得以维持(52席),仅有亚米纳党(5席)脱离右翼—宗教政党联盟加入反对派;而中左翼—阿拉伯政党联盟发生重大洗牌,导致了几乎不可逆转的分裂,不仅蓝白党一分为二,工党-桥党-梅雷兹党也发生分裂,加入联合政府或成为反对派的力量各半(20席对19席),此外阿拉伯政党和俄裔移民政党全部倒向反对派。基于这种力量对比,目前这个联合政府并非是稳定的组合,而是一个“双头怪”,它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绝大部分右翼派别联盟(利库德党、沙斯党、联合托拉犹太教、桥党)加上甘茨领导的一部分中左翼派别联盟(蓝白党、工党、以色列地之道党)合作之上的大联盟,就好比一层套着一层的俄罗斯套娃。它是在两大阵营权力分割基础上的再分割,先由利库德党和蓝白党对权力进行平均分割,然后再由两大党在各自派别联盟内部进行权力的二次分割。在此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无法染指属于中左翼派别联盟的部长席位,甘茨也无法介入属于右翼派别联盟的部长席位。这种错综复杂性导致各政党之间乃至政党内部在部长席位分配问题上存在争执。同样,反对派内部也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包括左翼的梅雷兹党、阿拉伯政党,中间派的未来党-泰利姆党,右翼的以色列家园党和极右翼的亚米纳党。这些派别之间本身矛盾重重,可能它们之间的唯一共性就是反对内塔尼亚胡。

在作为联合政府执政基础的73席议席中,甘茨阵营以不到三成的议员席位(20席)谋得了与握有七成议员席位(53席)的内塔阵营平起平坐的地位,得以平分总理任期(各执政18个月)和部长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甘茨握有内塔尼亚胡面临起诉的政治命门而获得了极大的政治便宜,但甘茨“在非常时期做出的非常决定”也使之付出了蓝白党分崩离析的巨大代价,蓝白党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与利库德党相抗衡的政治资本荡然无存。对于内塔尼亚胡个人而言,这是他作为权力魔术师的又一次传奇表演,表明他的时代仍然没有结束,他通过做出较大让步一举削弱了几次大选都无法击败的蓝白党,将甘茨从政治对手转变为“政治保镖”来为自己保驾护航。借助于新冠疫情的天时、看守总理的地利、民众期盼的人和,内塔尼亚胡再度成功组建了联合政府,暂时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司法障碍,使本已宣告终结的总理生涯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得以延续任期最长总理的记录。而且,内塔尼亚胡获得了率先担任总理的先手优势,掌握着第二个轮换期交权与否的主动权。

在联合政府协议达成过程中,总统里夫林多次适时介入和施压(拒绝延长甘茨组阁时间和一度拒绝将组阁权交给内塔尼亚胡),关键时刻最高法院在对内塔尼亚胡因被起诉是否有组阁资格问题上开绿灯,增添了此次组阁的跌宕起伏和戏剧色彩。而且,以色列大部分民众的期盼成为组建联合政府的强大民意基础,2020年4月20日内塔和甘茨达成联合政府协议后,根据一项民意调查,62%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份协议,仅有22%的人持反对态度。此外,快速蔓延的新冠疫情直接促使以色列议会的两大主要政党加快了组建联合政府以全力应对健康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步伐。经过3次势均力敌的大选,双方发现谁也无法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正当彼此都为组阁精疲力竭时,新冠疫情的适时出现为两大主要政党的妥协提供了必要的台阶。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兰·加多特(Eran Vigoda-Gadot)对此形象地说道,“由于绝大部分人都不想进行第四次大选,每一方都在寻找从树上爬下来的梯子……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成了最长的梯子,它实际上把这个国家从第四次大选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客观来看,目前所成立的联合政府并非全国性的紧急政府,而仅仅是利库德党和蓝白党(甘茨系)两大主要政党及其周围小党构成的中左翼加上右翼的松散联盟。实际上,这些政党之间彼此并不信任。促使他们携手合作的动因并非是各自政治立场的妥协,而是迫于各种内外形势的叠加效应(空前规模的疫情危机、内塔亟需摆脱腐败指控延续政治权力、甘茨需要进入政府分享权力等)。可以预见,组成联合政府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和分歧并不会消除或减少,未来它们的斗争场所将从以色列政坛转移到政府内部。

以色列建国70余年来,大部分以色列人为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另一部分人认为以色列国是建立在对自己的掠夺和剥削之上,以色列阿拉伯人将之视为灾难和梦魇的开始,极端正统派则极力谴责这个人造的世俗国家。谁是犹太人、宗教在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作用、阿拉伯人的地位、新移民对平等权利的诉求及其挫败,这些议题都在持续引发争议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分歧和斗争都是围绕身份政治展开,一边是为了维护主导认同的多数群体、另一边则是争取承认和政治地位的少数群体。“文化战争”(Kulturkampf)一触即发,以至于出现“以色列是不是一个”的疑问。实际上,它们所导致的身份政治对立并非新鲜事物,其中绝大部分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色列不同群体之间围绕身份政治的分歧和斗争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即对国家属性的界定,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世俗民主的现代国家,还是一个基于宗教律法的神权国家?它应该是境内所有公民的国家,还是所有犹太人的国家?犹太多数群体强调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即所有犹太人的国家;而以以色列阿拉伯人为代表的少数群体期望这个国家成为“境内所有公民的国家”;世俗人士尤其是俄裔移民主张宗教与国家完全分离、限制宗教当局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干预,而极端正统派对越来越高的世俗程度感到担忧,主张建立一个以犹太教律法为基础的神权国家。

在犹太国家还是公民国家问题上,以色列坚定地站在前者一边。一方面,以色列政府大力吸收流散地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以色列的法律把公民权自动赋予任何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同时对犹太人口流失的倒移民行为给予道德的谴责;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公众对非犹太人持有根深蒂固的排斥和歧视,把非犹太人口的增长视为对犹太属性的重要威胁,为此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以色列议会在2018年7月19日通过了有争议性的《基本法: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Basic Law:Israel-The Nation-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简称《犹太民族国家法》),代表着以色列身份政治朝着“犹太一族统治”属性的转向。以色列时任司法部长阿耶蕾特·沙克德(Ayelet Shaked)强调,以色列保持犹太多数地位是正当合理的行为,哪怕是以侵犯一部分人的权利为代价,“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它不是境内所有民族的国家。也就是说,平等的权利是针对所有公民的,但不是平等的民族权利。在某些地方,必须保持以色列国作为犹太国家的属性,有时这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犹太民族国家法》的出台使以色列内部的阿犹民族关系几乎跌至破裂的地步,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将之斥为一部“种族隔离法律”。

在宗教国家还是世俗国家问题上,以色列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当前以色列的两极化现象日趋严重,一边是越来越世俗化,而另一边是越来越宗教化,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岌岌可危。许多世俗人士对宗教群体在政治生活以及私人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宗教议题成为社会矛盾和政治纷争的重要导火索。围绕哈雷迪《征兵法》(Military Draft Law)、俄裔移民的犹太身份问题,极端正统派与世俗人士(尤其是俄裔移民)之间展开了多轮较量,并将矛盾对立蔓延至大选中,俄裔移民对极端正统派的抵制是以色列当前政治僵局的重要原因。如今宗教在以色列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尴尬”(Perpetual Dilemma):一方面,作为犹太传统的守护者(Gatekeeper),犹太教是以色列保持其民族传统和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世俗民主国家的基本定位又要求政教分离,限制宗教力量的过度发展。

长期以来,以色列官方主导的认同是一种多数主义统治模式,强调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民族国家,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国必须竭力维持其犹太属性,为了捍卫“犹太多数地位”可以忽略甚至牺牲少数群体的利益。在此模式下,民族、宗教、族群等少数或发起争取承认和政治地位的斗争,使以色列遭遇了来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挑战。在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分歧乃至对立,他们各自对以色列国家属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界定。例如,阿拉伯人和哈雷迪拒不承认以色列的犹太和民族属性,不庆祝独立日,也不唱以色列国歌,不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与其他群体几乎完全隔离开来;而且,由于哈雷迪和阿拉伯人口的高出生率,人口对比的格局逐渐在发生改变,人口格局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选举和政治格局,许多世俗犹太人有种“未来的天平不在自己一边”的恐惧和担忧。当前,以色列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多文化和多族群的国家,即使官方没有对此加以承认。如今以色列不再有清晰的多数群体,也不再有清晰的少数群体。基于此,以色列身份政治的核心悖论和持久困境是,在谋求单一犹太属性的理想和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距离;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促使维持犹太属性的愿望和行动更加迫切,其结果是来自多元族群的反抗和动员愈加强烈。可以说,以色列最大的危险不在它的国境之外(即安全和威胁),而在它自己的灵魂和精神里。

英超分析:西汉姆联 VS 阿森纳 西汉姆联扭转交锋劣势

西汉姆联的战斗力虽然成不上迅猛,但是球队发挥有保证,当前球队主客场都保持在稳扎稳打中,自此在英超赛场上球队名次乐观,当前战罢了28轮,球队以14胜6平8负的战绩排名联赛第五,其中主场发挥抢眼,论排名他们的主场在英超联赛中处在第二的位置,可见本场该队的优势所在。

阿森纳本赛季赛程安排颇为紧密,自此球队的体能也遭受到了极大的考验,近期球队一度保持4胜1平不败的良好走势,但是上轮欧罗巴和奥林匹亚科斯一战,球队0:1不敌对手,爆出了不小的冷门,从这场赛事不难看出阿森纳状态有些疲惫。谢菲尔德联当前联赛方面,球队以12胜5平11负的战绩排名第10,走势平庸。

本场和阿森纳一战,西汉姆联压力不小,要知道近10次和阿森纳的对垒中,西汉姆联仅仅取胜一场,但是本场再次对垒,西汉姆联极有可能打破僵局,最为直观的就是各大公司的态度,当前纷纷开出的是平手的指数,从初指的客队让平半到当前的平手指数,可见外界对阿森纳的支持力度明显你削弱,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对西汉姆联防范的一种信号,西汉姆联本赛季充分发挥出了主场的优势,联赛开打到现在球队的主场仅仅失利三场,8胜3平3负的战绩彰显战斗力所在,且近期球队主场处在3连胜的状态,作战势头迅猛,加上体能方面的优势,本场极有可能阻碍阿森纳的强攻,极有可能扭转以往被阿森纳压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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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首发:谢菲联阵容完备下继续新打法切尔西战略部署出现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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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语:炎炎夏日,本轮的英超却显得有点冷,虽然本轮比赛除了北伦敦德比之外,并没有什么太引人关注的强强对话,但是这轮比赛的精彩程度却,丝毫不逊色。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本轮比赛除了曼城、利物浦以及西汉姆联队之外,其余的七场比赛全部都是排名更低的球队战胜了排名高的球队。而这其中,莱斯特与切尔西两支处于欧冠区的球队同时输球,让原本看似明朗的欧冠形式变的有些扑朔迷离。目前为止,即便是曼城可以上诉成功,那么英超的争四大战的激烈程度也不会有所削弱。

曼联在切尔西莱斯特同时输球之后已经无限逼近了前四,而狼队在3比0战胜埃弗顿之后距离前四也仅仅4分的差距,更为关键的是,本轮战胜了欧冠区的直接竞争对手切尔西之后,原本已经看似没有机会的谢菲联,似乎又有一些微弱的希望,他们距离第四名只有5分的差距,当然三轮比分在追上5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看到莱斯特与切尔西近几场的表现,估计你很难对谢菲联他们已经没有欧冠的希望了。

出身于低级别联赛的谢菲联主帅怀尔德与兰帕德有着完全不同的球员和执教履历,兰帕德在英格兰足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名字,而怀尔德在本赛季之前根本是无人知晓。仅仅接受德比郡一年之后,兰帕德就如火箭班蹿升成为了豪门切尔西的主教练,怀尔德如今能给我打上英超,靠的就是从低级别联赛里一点一点摸爬滚打出来的。即便是如今打上了英超,谢菲联队的身价依然是全英超最低的,我们可以这么说,谢菲联就是英超纸面实力最弱的球队。但是怀尔德却在谢菲联。演着小城奇迹,哪怕自己是小球会,他们依然可以在英超掀起风浪。去年的英冠冠军已经提前降级,而另一个升班马阿斯顿维拉也是摇摇欲坠,反倒是在今夏动作最小,身价最低的谢菲联,如今已经排到了第七位,欧联杯的席位唾手可得,即便是欧冠席位。他们也有可能去争取。本场比赛双方都试图利用传统的边路传中打破对手的防线,这更像是一场传统的“英式对决”,显然,从底层出来的怀尔德要比兰帕德。更加擅长这种略显简单粗暴的打法。

谢菲联队在复赛之前一直是英超防守最好的球队,但是在复赛之后,球队的表现糟糕,尤其是防线,两场比赛就被对手灌进了六个进球,这让他们一度几乎丧失了去争取欧冠席位的希望。防线崩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三中卫之一的奥康奈尔因伤缺阵多场比赛,本场比赛奥康奈尔回到了首发阵容当中,谢菲联队终于可以摆出自己的最强中卫线组合:巴萨姆—伊根—奥康奈尔。

后防线人员的齐整带给谢菲联队的帮助不仅仅是稳固了防守,更让谢菲联不用再采取此前那种积极压上的进攻态势,以减缓自己防线上的压力比赛方法了。之所以在复赛之后的两场比赛当中丢了6个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防线缺少实力替补的怀尔德,只能让球队用更加积极的进攻压制对手,试图减缓方向的压力。但是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大,那就是他们很怕对手的反击,尤其是与保级区区球队纽卡斯尔联队被三球击败的那场比赛,体现的最为明显。

但是凡事有弊必有利,也正是由于后防线人员的缺失,迫使怀尔德在中前场的攻击线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复赛之后。怀尔德不再使用技术能力相对比较强的一对中场组合——弗莱克与伦德斯特拉姆,而是采用此前打左边前卫出身的奥斯本与挪威的巨人中场桑德贝格,这个组合比起复赛之前的那对中场组合有两个明显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对抗能力更强了,尤其是桑德贝格,他是一个极其喜欢插入禁区的中场球员,尽管他的头球能力不是很出色,但是一米九二的身高可以保证他在禁区内拥有绝对的对抗优势,而对手在禁区内的犯规也会显得比较小心,这让谢菲联在禁区内会更加的危险;第二个优势就是谢菲联,可以更好的拉宽自己阵容的宽度,就像我们说的,奥斯本是一个打左边前卫出身的球员,他喜欢拉边,而且边路传中能力也不错,这样。谢菲联队在边路传中的时候,不仅仅只能依靠鲍多克这一个点。

因此,本场比赛尽管后防线上人员齐整,恢复到了复赛之前的水平,但是怀尔德继续了复赛之后的打法,用更加简洁的方式来冲击对手的防线。边路传中与中场之间的强硬对抗,成了怀尔德在复赛之后的新武器。从近几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奥斯本与桑德贝格的组合完全不亚于弗莱克与伦德斯特拉姆的组合,这也让怀尔德在排兵布阵的时候,尤其是在中场的人员配置会有更多的调整空间。

而在锋线上,爱尔兰老将麦戈德里克本场比赛铁树开花,此前他25场联赛出场一球未进,但是本场比赛不进则已,一进就是两个。当然,尽管进球不多,但是麦戈德里克却一直是锋线的主力,相反,球队的头两号射手麦克伯尼与穆塞特反倒是要频繁的与这名不进球的中锋搭档。此前关注过我对谢菲联比赛分析的读者应该清楚,谢菲联队对于麦格德里克的使用其实是挺特别的,谢菲尔德联更主要的是倚靠他在前场积极的防守,而并不是指望他去进球进球。

麦戈德里克虽然在进球数上不怎么显眼,但是他的场均抢断次数却在所有的英超中锋中排名第二,如果单论抢断效率的话,在整个英超并没有一个中锋可以排在麦戈德里克前面。所以,麦戈德里克在场上可以为谢菲联队前场拼得更多的机会,同时也为后场的防线布置提供更多的时间。谢菲联而本场比赛原本就是主打边路传中的,让身高更高,对抗能力更好的麦克伯尼首发也并不显得意外。

总体来看,谢菲联队本场比赛随着奥康奈尔的复出可以排出一套完整的首发阵容,但是怀尔德依然对于阵容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并没有派出复赛前的首发球员,而是采用了复赛之后的战术打法,这套战术打法在控制力上略逊于之前的那套首发阵容,但是打起更加简单的边路传中以及中前场的对抗能力上,谢菲联明显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切尔西这边兰帕德在首发阵容当中排出了一个攻击性较强的阵容。后防线上里斯—詹姆斯的首发可以看出兰帕德到战略意图,就是希望能够在右路打出一些缺口,毕竟在这一侧防守的是久疏战阵的奥康奈尔,刚刚复出他的体力上可能会有所不足,而詹姆斯本场比赛更多也是选择套边而不是选择突破,这会极大的消耗奥康内尔的体力。

中后卫一直是本赛季切尔西的痛点所在,克里斯滕森、祖玛、吕迪格、托莫里切尔西拥有足够的中卫储备,而且各种类型的中卫都有,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中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都很差。尤其是习惯性的在防守当中走神,在对于自己的防守人注意力上总是显得略有不足。

而左翼的阿兹皮利奎塔本场比赛的助攻力度其实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禁区肋部的压制非常明显。在四后卫的阵容当中,兰帕德其实很少会使用阿隆索来主打左后卫,这是因为西班牙人虽然身材高大冲击力强,但是回追能力很一般,他更适合打三中卫中的边翼卫而不适合打四后卫当中的左边后卫。以兰帕德排出的这条防线来看,除了阿兹皮利奎塔之外,其余三名队员的个人防守能力都很有问题,这也在比赛当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而在中场当中,兰帕德道选择就更为冒险了,巴克利与芒特是两个前腰搭档若若日尼奥一个出球型的后腰,三人当中没有一个防守能力好好的,而且对抗能力也很一般,这无疑让自己的后防线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锋线三叉戟唯一的选择问题在于亚伯拉罕这边,按照本场比赛的进程来看,兰帕德更多的使用了边路传中这样的传统战术,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他们与谢菲联的战略思想似乎是一致的,这更像是一场传统的“英式对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一个不会强烈的亚伯拉罕就显得比较意外了。事实上,亚伯拉罕是一个体力更加充沛,更擅长反击进球的中锋,一旦落到阵地战当中,亚伯拉罕的作用其实很小。

但我们总结本场比赛切尔西的首发阵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兰帕德或许是看了谢菲联复赛以后的表现,因此很希望能够去打谢菲联身后的反击,所以在中场,他设置了足够的传球手并且也派上了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反击型的前锋,但是没想到恢复了后防阵容的谢菲联又把比赛节奏减缓了下来。球队的防线稳固并没有给切尔西太多的反击机会,相反中场方面的对抗劣势却很明显,这让切尔西的三个技术型中场一旦压到对方禁区前沿之后。根本就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对抗能力太弱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在接球之后创造出传球空间。不再大举压上的谢菲联没有给切尔西反击的机会,让切尔西只能够在阵地战中寻求突破,但是没有吉鲁这个攻城锤,亚伯拉罕在场上几乎就像消失了一样不见踪影。所以兰帕德的战略思想没能够打出来,而首发阵容当中亚伯拉罕则称为兰帕德最大败笔。

从本场比赛双方的进攻来看,可以看说是异曲同工。两队的进攻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进攻的主要路线都是集中在对方的右路;第二,选取终结的方式更多的喜欢采用边路传中的战术。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上图就是双方本场比赛的左中右路的进攻比例分布图,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双方都把进攻的主要火力点集中于自己的左路也就是对手的右路。这样的安排也算合理。谢菲联这边主打左路的原因在于本身左路的史蒂文斯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左边翼卫,再加上中路靠左的中场奥斯本,也是一个左边前卫出身的球员,谢菲联队在左路的压制会更加的强一点。

而对手的切尔西这边,右后卫詹姆斯也是一个年轻小将,防守能力相对一般,肯定要比左路的阿兹皮利奎塔要好打一点。而切尔西之所以把进攻的主要方向放在左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谢菲联队的三中卫当中巴萨。是一个上前助攻力度很大中后卫,这也让谢菲联队在右路的防守变得不是那么稳健。

而本场比赛双方也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边路传中的进攻方式,不同的是,谢菲联队这边打的更加有效率,而且他们是主动采用的这种战术方式的,但是切尔西这边则有些被动,他们是因为谢菲联队防线收缩太紧,打不出自己想要的反击,只能落到阵地战当中与对手周旋,而一旦落到阵地战当中,切尔西的进攻办法也不多。中场在缺乏对抗力的情况下,只能够依靠边路球员的个人能力突破制造机会。

谢菲联队对于本场比赛边路传中战术的准备明显是很足的,以上图为例他们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撞墙式二过一的配合来打穿切尔西的右路防线的。而在中路,他们又有一个标准的高中锋迈克伯尼作为终结点,所以,无论是在传球方面的配合度还是在进去内的终结点上,谢菲联都有明显的优势。

而反观切尔西这边,本身球队运用更多的是边路球员的个人能力突破进行机会的创造,这就使得切尔西的丢球率更高,边路传中的机会本身没有谢菲联那么好。第二点在于,中锋位置上摆上一个亚伯拉罕,更是让切尔西在终结点方面有着明显的劣势。

因此就出现了上图我们看到的情况,切尔西本场比赛的边路传中更多的是去寻找后点防守弱侧球员的前插来进行攻门的,而中锋亚伯拉罕事实上在禁区内根本没有拿球的机会。全场比赛亚伯拉罕在进去内没有完成一脚射门,甚至连一次触球都没有,可见切尔西在没有打出自己理想的反击的战术的情况下,被迫落到阵地战当中,让自己的进攻彻底陷入了停滞。

所以我们在总结本场比赛两队进攻的时候可以看到,打边路传中虽然是双方本赛季都习惯的战术,但是。谢菲联这边在边路的空间制造方面,更多的是利用配合来制造传说的空间,这就使得他们传球的时候会更加的舒服,空间更足,而在禁区内,由于有麦克伯尼这个高点的存在,让谢菲联队的边路传中战术打得更有效率。切尔西在这两方面都落后于谢菲联队,打不出反击的情况下,只能打边路传中战术,但是效果完全不能与谢菲联队相比。

本场比赛,在后防线保持完整的情况下,谢菲联队的防守做得非常不错,尤其是在禁区附近的防守力量是十分充足的,这让切尔西在禁区内并没有得到什么太好的射门机会。当然要说起本场比赛能够零封切尔西,首先要提的就是谢菲联队的这对锋线组合。

麦克伯尼与麦戈德里克是本赛季谢菲联队最常用的锋线组合。这两人对于防线的贡献不小。麦克伯尼是本赛季英超犯规最多的前锋,而麦戈德里克则是本赛季英超抢断成功率最高的前锋,这两个人在前场一旦丢球之后,就会就地进行反抢和紧逼,要么是用犯规的方式阻碍对手的反击,要么是像上图显示的那样,麦戈德里克能够直接在前场将球抢断。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都会让谢菲联有充足的时间去布置防线。

正如上图显示那样,谢菲联总是能够在防守当中以人数的优势压倒切尔西,这正是得益于两个前锋在前场的积极骚扰。事实上,谢菲联队并没有那种速度很快的球员,尤其是在启用了桑德贝格之后,更是让自己的中场防线退守速度进一步变慢。但是得益于两名前锋在前场的积极骚扰,让谢菲联总能够以多于切尔西的进攻人数的防守人数来应对对手的进攻,而另一个层面,本场比赛谢菲联队在中场线与后卫线之间的距离保持是相当完美的,这也进一步阻碍了切尔西在前场进行快速反击和中路渗透的机会。

就像上图显示的那样,中场线与后卫线保持平行并且宽度纵深都做得非常好,这让切尔西在中路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给亚伯拉罕送出直塞球,这就逼迫切尔西只能够用更多的边路传中战术来攻击谢菲联队的球门,但是很可惜,没有高中锋的切尔西在这样的战术体系下完全打不出效率。

而切尔西的防守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后防线队员个人防守能力的不足,以麦克伯尼的那个标准的边路传中砸头球的进球为例,事实上,在麦克伯尼身后祖玛已经站好了防守的位置,但是在麦克伯尼进球的时候,祖玛甚至连起跳的反应都没有,而门将凯帕面对这个头球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切尔西队员本场比赛的防守总是显得慢人一拍。

或许是防线承受的压力太大了吧!其实我们不能够将所有的防守问题全部都归结于切尔西的后卫与门将身上,中场的防守真空地带或许才是切尔西本场比赛被灌进三球的根本原因。一个若日尼奥根本罩不住两个边路的防守,而巴克利与芒特更是两个不会防守的中场,这让谢菲联队在通过切尔西中场的时候显得极为顺利,只要谢菲联队拿球,他们就可以制造足够的威胁。本身谢菲联队的中场推进能力在缺少了弗莱克之后并不是很强,但是切尔西这种中场不设防的防守态势,却弥补了谢菲联在进攻当中的这种劣势。

所以我们在总结双方防守的时候可以看到,谢菲联队活用了自己锋线球员的骚扰能力,为自己移动不算快速的中场防线回撤提供了足够的时间,这让谢菲联队在防守的时候,在防守兵力上总是可以更胜一筹。而切尔西的防线,尽管机动力不错,但是却因为中场防守的漏洞承受了过大的压力,使得他们在防守当中很难顶住这种压力,出现了防守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在切尔西的比赛中也是经常出现的,这才让谢菲联队那种简单的边路传中战术,可以打出十分不错的效果。

写在最后的话:本场比赛过后,切尔西依然排名在欧冠区之内,甚至由于莱斯特的输球排名没有下滑,但是他们与身后曼联的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莱斯特、曼联以及切尔西三家争四的局面已经形成,甚至在他们身后的谢菲联也并没有完全丧失希望。本场比赛之后,谢菲联队主教练怀尔德应该是比较高兴的,毕竟他们在他在中场的战术调整也有了新的思路,而兰帕德依然没有解决球队落到阵地战当中如何进球的问题,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会随着下赛季维尔纳与齐耶赫加盟得到改善。

英超 下赛季20队全部出炉!诺维奇回归 布伦特福德首度升级

5月29日晚,英冠升级附加赛决赛在温布利球场打响,最终布伦特福德击败天鹅军团斯旺西,赢下这场“价值1亿镑的比赛”,锁定最后一个英超席位。谢菲尔德联

布伦特福德成立于1889年,建队至今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低级别联赛中打拼,仅在1935年到1947年期间有过一段英甲联赛的经历。英超成立的赛季,布伦特福德在第二级别(当时的英甲),但当年降级。在英甲英乙浮沉多年后,直到2014年,球队才回到英冠,并在本赛季通过附加赛重回英超。

布伦特福德现在的主场布伦特福德社区球场是去年才完工的,能容纳17250名观众,此前球队一直在1904年落成的格里芬公园球场里比赛。

布伦特福德本赛季打进79球,是英冠火力最猛的队伍,其中当家前锋伊万-托尼是本赛季英冠的最佳射手,他打进了32球,在附加赛决赛他也通过点球首开记录。托尼也吸引了多家英超球队的注意。

同时,随着布伦特福德的加入,下赛季英超仍将会有6家伦敦队伍,分别是切尔西、谢菲尔德联西汉姆联、阿森纳、热刺、水晶宫和布伦特福德。

下赛季英超20队名单:曼城、曼联、利物浦、切尔西、莱斯特城、西汉姆联、热刺、阿森纳、利兹联、埃弗顿、阿斯顿维拉、纽卡斯尔联、狼队、水晶宫、南安普顿、布莱顿、伯恩利、诺维奇、沃特福德、布伦特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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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在不公平的停车场门票最糟糕的城市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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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个月内,纽卡斯尔市议会颁发了80,972名罚款通知(PCN)的司机,用于停车侵权。其中,19,654人进行了上诉,成功率为66%,这意味着在该市推翻了12,888张停车场。

数据 – 通过一系列信息申请获得的汽车购买和租赁网站AMT – 涵盖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之间的12个月,这意味着所涉及的所有案件将被解决,可能与发生的案件不同2019年。

第二次不公平停车门票的城市是利物浦,其中12,921名司机89,190个PCNS成功上诉。与此同时,加卡迪夫是66,621张门票中的第三次 – 7,328票。

在规模的另一端,诺维奇是停车票上诉的最低比例的城市成功。该市发布了26,530个PCN,用于2018年停车侵权,谢菲尔德联其中6,541人被上诉。其中,只有579人被推翻。

莱斯特的78,562张停车场仅有1,946张成功上诉。与此同时,曼彻斯特市议会于2018年发出了惊人的598,060。其中,只有775只看到一个未遂的吸引力 – 177被推翻。